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