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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舒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中日亲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
夏侯舒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
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
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进入到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
通过方索瓦同夏侯舒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
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用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
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
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
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
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
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松冈插话说，“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
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啊？”
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冈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互相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
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舒城，“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
夏侯舒城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
松冈和了一把稀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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