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的是同一个领域，目标是一致的，尽管我们的方法不同。我想，我与他交谈可能有所教益，而我还告诉他，通过与我会见，他也可能获得某种有用的东西。他很和蔼，很随和。”
“他有没有问起过我？”查普曼博士很想知道。
“一句也没说，直到我们约定下次会见时，他才说，‘当然-，拉德福特，也邀你的老板一起来。’”
“你的老板——他是这么说的？”
“这没有什么不尊敬的地方。他的措辞是用的非正式的语言。”
“你打算什么时候会见他？”
“星期一晚上——明天——晚饭后，8点左右，在他的住所。他有所房子在切维欧特山上。我想离这里有半小时的路。”
查普曼博士咬着下唇，努力思考着。“呐，我很高兴，”他说，“如果他像你说的那么友好，他也许接受我们的建议。让我今天把一切通盘考虑一下，今夜晚饭后再找你碰碰头。”
“好。”
“做好准备，”查普曼博士说。“正如圣经上所说，‘整装待发，点亮火把。’”
保罗看见贝尼塔-塞尔比手提一个大纸袋，急急忙忙穿越庭院朝他们走来。她凯旋似地举着袋子。“全整好啦。”她说。
查普曼博士转过身。“什么全好啦？”
“我把整个的会见程序全编制好啦。”她说，“并且把所有的邮卡也全填完了。”她拍了拍纸袋。“他们都在里面。”
“多少邮卡？”查普曼博士问。
“精确数字是201。”
“让我看看，”查普曼博士说。一边计算着数字。“你们三个要参加会见——这次我就请免不参加了，保罗，因为我想赶写论文——那么，好吧，每天，你们三个每部分可接谈六个妇女。每天一共接谈18人。11个工作日可以接谈198个妇女——比出席的还要多，我敢担保。好，这就是说，除掉下一个星期天休息外。我们将在两周后离开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见，贝尼塔？”
“星期二，博士。她们明天早上都会接到通知，星期二可以开始接谈。”
“计划从今天算起两周后我们离开这里。”
“明天我将把房间预先计划好。”贝尼塔说。
“现在，你们最好把那些明信片寄出去。”查普曼博士说。“礼堂对过就有一家邮局，现在已经关门了，不过门前有个邮筒。今天下午，还有几次检信时间。我们租了两辆汽车——一辆新福特和一辆道奇——一小时以前就开过来了。它们在停车处，49号、50号。”他将手插进裤兜，掏出两串钥匙。“开走福特。”
“上了制动闸了吗？”贝尼塔问，“我老是担心——”
“我带你去，”保罗说，“我还要顺道搞点烟丝。”他从她手里接过马尼拉纸袋，瞧了一下。“呐，但愿我们的最后的一季收成最好。”
“不用担心，”查普曼博士说，“星期五，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些妇女，是这些月以来我所见到的最有知识的一批。再说，埃米尔不可能把布里阿斯吹得太高。他说，有的是这个城里最好的家庭。”
“我倒不在乎是不是最好的，”保罗说，“我只是关心她们是不是些最有趣的人。我要在12天里去听66个人谈情况。”
“正如精神病学家所说，‘谁听？’”贝尼塔说。
“请把那些明信片邮走吧。”查普曼博士说，口气中带着一种奉献的执着口气，一个曾经降低狨、狐猴和人类中的男性地位的人的口气。
邮局的分支机构立即效力。布里阿斯为邮政人员配备了三轮燃汽七个半马力的摩托板车。这种车漆有红、白、蓝三色，挨家挨户高效率地递送明信片。这些户主因它们的大围院彼此相距很远，这些邮递员驱动着邮递摩托车快速地从一个邮箱到另一个邮箱，将信件塞进每个盛信的箱子里去，接着开大摩托油门驶向下一个投信点。如此这般，所有的送往这些布里阿斯户主的信件要在中午前全部递放进信箱里去。星期一也照干不误。
寄给凯思琳-鲍拉德夫人的明信片的背面上，写着这样的话：“您的会见时间定在5月28日，星期三，4点至5点15分；地址，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大楼。”这个通知的字体，除了时间星期几、月、日是用钢笔写上的以外，其余都是油印的。
明信片放在起居室的茶几上，与其它一些不重要的星期一早上的日常邮件堆在一起——两本杂志，一家百货公司的通知，牛奶卡，新的汽油信用卡，一份为慈善事业而举行的时装表演的邀请函，一封半月定期从佛蒙特已婚的姐姐那里寄来的淡紫色的家常信。
凯思琳将那杯热咖啡举到唇边，从杯子顶上，她可以看见那堆邮件。J-罗纳德-麦茨加尔到来的前几分钟，她曾翻阅了一下，看过那份明信片。她已决定等到麦茨加尔一走，她就把它撕碎。如果有人打电话，她就借口生病。生的是一种拖泥带水的病，在那位博士和他的小分队在布里阿斯逗留的两周的时间内一直不见好。这时，她意识到，麦茨加尔仍在说着话，半个小时了，他一直像这样不间断地说着。她转过脸去，装着理解的样子。
麦茨加尔这个人，她早就对他有所观察，是在生活中一直扮演自己的角色的那号人。他看上恰像这样一个人，62岁的年纪了，仍然打网球而不去打高尔夫，竟然能从社会圈子里娶上了第三个老婆（一个比一个年轻得多，而且风韵十足），仍能担任诸如拉德康尼飞机公司这类既重要又富得吓人的机构的总经理。他那飘逸的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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