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登记，然后再领救生衣。
我们在实验室里四处查看，但却未发现什么笔记本或标着“优铜”的烧杯，黑板上没有什么神秘的留言，壁橱里也没有尸体，外行破案所能想像到的统统没有。假如这儿曾经有过什么犯罪证据的话，那现在也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恐怕是早先可能到过这儿的戈登夫妇或卓纳，甚至可能是福斯特和纳什干的好事。
我站在那儿，试着和也许还在这屋里的鬼魂交流——朱迪，汤姆，给我一点线索，给我一个暗示吧!
我闭上双眼等待着。法纳利说死者会跟他说话，他们认出了凶手，但跟他说的却是波兰语或西班牙语，有时还是希腊语，所以他听不懂。我怀疑他是在骗我，他这人比我还疯。
很不走运，在戈登的实验室一无所获，我们又继续参观。
我们跟十来个和戈登夫妇共事过或曾为他们工作过的科学家谈了话，得出要点如下：1)人人都喜欢汤姆和未迪；2)汤姆和未迪很优秀；3)汤姆和未迪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除非苍蝇能有益于科学事业的发展而服务于人类和动物；4)尽管受人爱戴，戈登夫妇却有点古怪特别：5)尽管在个人交往中戈登夫妇非常诚实，却也有可能拿政府开涮，偷去与黄金同价的疫苗。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众口一词。
我们继续走着，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我的那条伤腿走路开始拖奋起来，受过伤的肺搅得我气喘如中，估计每个人都听见了。我对麦克斯说：“我以为这活儿不会太累人呢。”
他看了看我，挤出一丝笑容，悄声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幽闭恐惧症。”
“我也是。”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幽闭恐惧症，只是像大多数勇敢果断的男人一样，他不喜欢面对不是靠拔枪才能对付的危险，我也是如此。
卓纳博士继续谈到这儿举办的培训项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希望在此学习、任教的访问科学家、研究生和兽医。他还提到了机构在以色列、肯尼亚、墨西哥、加拿大和英格兰等地的国外合作项目。他说：“事实上，戈登夫妇大约一年前去过英国，珀布莱特实验室，在伦敦的南部，那是我们在那儿的姐妹实验室。”
我问卓纳博士：“你们这儿曾经来过军方化学部队的人吗？”
卓纳看着我说：“我不管说到什么，你总有问题，我高兴的是你是在仔细听讲。”
“我听就是为了找问题的答案。”
“答案是这不关你的事，柯里先生。”
“这关我的事，博士。如果我们怀疑戈登夫妇偷了可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微生物，而且这导致了他们被谋杀，我们就必须搞清楚这里是否有这样的微生物。也就是说，这幢楼里是否有生物武器专家？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工作，做实验？”
卓纳博士看了看福斯特和纳什，说：“我要说军方化学部队没有人来过，那就是说谎了。他们对防生物危害的疫苗和解毒剂极感兴趣。美国政府不进行进攻性生物武器药剂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但如果连防御措施也不加以研究的话，那等于自杀。只有有了防御措施，某一天当那个带着炭疽病毒罐的坏蛋划着小船在曼哈顿岛周围搞破坏时，我们才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又补充道，“我向你保证，戈登夫妇跟军方没有任何交易，没搞过那方面的研究，也设法弄到那么致命的毒剂——”
“除了埃博拉。”
“你确实听得很仔细，我的科研人员也该像你这么专心。但我们干吗自找麻烦搞埃博拉武器？我们有炭疽。改进炭疽病毒就像改进火药一样。炭疽病毒容易繁殖，容易处理，易于扩散到空气中，人染上炭疽病毒后并不很快死亡，这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它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相当，可以搞垮敌人的医疗体系。但是，我正式声明，我们没有炭疽炸弹或炮弹。关键是，如果戈登夫妇想研制生物武器卖给外国，他们根本不必费劲去搞埃博拉。他们都是聪明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
“我放心多了。顺便问一下，戈登夫妇什么时候去的英国？”
“让我想想……，去年五月。我记得我当时还羡慕他们能在五月去英国。你为什么问这个？”
“博士，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在问问题吗？”
“并不总是在问问题。”
“我想戈登夫妇去英国的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吧？”
“当然，这是公差。”他想了一会儿说：“事实上，他们还自费在伦敦待了一周，这我还记得。”
我点点头，可我记不得去年五月或六月戈登家有过数额特别大的信用卡账单。他们那一周到底在哪儿？不会是在伦敦的旅馆里，除非他逃付账单。我也记不起他们曾支取过大量现金。这事令人费解。
当着福斯特和纳什的面，我只能问一些隐蔽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能听到答案。即使他们不知道我缘何提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至于笨到连提问题总是有目的的都不懂，尽管我跟卓纳不这么说。
我们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上，没有人说话，接着卓纳问：“你们听到响声吗？”他停住脚不动，手放在耳边，又问，“你们听得到吗？”
我们都站住，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终于，福斯特问：“什么？”
“轰鸣声，是轰鸣声，是……”
纲什蹲下去，手掌心放在地上，问道：“地震？”
“不是，”卓纳说，“是我的肚子叫，我饿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一边拍着他的便便大腹。“别太紧张，”这句话带点德国口音，更显得滑稽。每个人都给逗笑了，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