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政府工资，只为科学利益作研究，他们懂得了经济，开始为钱而干。”
“对，”卓纳说，“你已经跟他们的同事谈过，也看到了他们生前的研究情况，现在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为什么还疑虑重重呢？”
“我没有疑虑重重。”我言不由衷，我当然疑虑重重，我是纽约人嘛，还是个警察，但我不想引起卓纳博士、福斯特和纳什不安，所以我说，“我只是想使证据与推断对上号。可能戈登夫妇的死与他们在这儿的研究工作无关，我们的调查走错了路子；也可能他们的死跟他们的工作有关，很可能跟那价值百万的被盗疫苗有关，就是液体黄金。然后戈登夫妇被人骗了，或者可能他们去骗别人，所以被人杀了——砰！”
唉呀，那种感觉又来了！什么呢？它就在那儿，我看不见它，却能感到它的存在，但那到底是什么呢?
“柯里先生？”
“嗯？”卓纳的蓝眼睛发着光，在他小巧的金属框架眼镜后打量着我。
他说：“你在想什么吗？”
“没有，哦，是的，为什么我进这儿得把手表脱掉，而你却可以戴着眼镜？”
“这是一个例外，眼镜出去时可以洗。这又让你得出什么聪明推断吗？”
“凝胶结构分析盘伪装成眼镜。”
他摇摇头：“这样做很笨。我认为凝胶盘是放在餐车上夹带出去的。”
“有道理。”
卓纳博士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我们继续参观吗？”
我们都站起身，把塑料餐具和纸放入围着塑料袋的红色垃圾筒里。
在走廊里，卓纳博士说：“我们马上将进入三区，当然三区的传染危险较大，所以如果谁不想去了，我派人赔你去淋浴间。”
每个人都似乎渴望看看地狱是什么样的，也许这么说有点过分。我们进了一扇写着“三区”的红门，卓纳说在这儿，他的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活的病原体，包括寄生虫、病毒、细菌、真菌和其他令人毛骨惊然的病菌。卓纳带我们参观了一间实验室，里面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凳上正对着墙上的一个开口。她戴着面具，手上戴着乳胶手套，面前有一块塑料挡板，就像色拉自助柜前防止人打喷嚏时唾沫飞溅的挡板，但显然她面对的可不是酸卷心菜色拉。卓纳说：“墙上放病原体的开口已被抽成真空，所以开口内的东西流人房间的危险很小。”
麦克斯问道：“她戴着面罩，为什么我们没有？”
“问得好。”我附和道。
卓纳说：“她比你们更靠近病原体。如果你们想走近去看看，我也会给你们面罩。”
“算了。”我说。
“算了。”大家都说。
卓纳搏士走近那女人，跟她轻声交谈了几句。他转身走到我们身边时说：“她研究的是引起蓝舌病的病毒。”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可能我刚才靠得太近了点。”他伸出舌头，那舌头还真是谈蓝色，他自己看看，说，“天哪！是不是我中饭吃的蓝莓馅饼？”说完，他大笑起来，我们也笑了。其实，这种笑话已不新鲜，我对愚蠢的笑话的容忍度够强的了，可也觉得乏味。
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间实验室。
这个区的人比二区少，能见到的人看起来也有点郁郁寡欢。
卓纳说：“这儿没什么好看的，可我要这么说，柯里先生就该坚持把这地方的含晃儿都瞧遍了。”
“哦，卓纳博士，我给了你这种印象吗？”我说。
“是的。”
“那好吧，我们就把这地方的旮旮旯旯儿都瞧遍。”
有人不满地咕贼着，可卓纳说：“好吧，跟我来。”
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看遍了三区的所有地方，大部分地方确实都一样，一间又一间的实验室里，男男女女们透过显微镜观察载玻片上的黏液、动物的血液和组织。这些人就是在实验室吃的午饭，一边看着这些恶心的玩意儿，一边吃着饭。
我们又和另外十几个认识汤姆和未迪或曾和他们共事过的人谈过，尽管我们对戈登夫妇的工作有了更加清楚全面的了解，对他们的所思所想却毫无进展。
但我仍然认为这样做不是徒劳，我喜欢在脑子里先对死者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得出点妙主意。有时在跟死者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闲聊中，就会有这么一两句话帮我找到答案，当然这只是有时候。
卓纳介绍道：“大部分病毒和细菌不能跨越物种传染。人喝下一试管的口蹄病病毒，顶多胃会不舒服，而换成牛，针尖那么点就足以致命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病毒的遗传物质必须与细胞结合才能感染细胞，而人体细胞不能和口蹄疫病毒结合。”
贝思说：“可是有证据表明疯中病也能感染人类。”
“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才特别小心。”卓纳又补充道，“病毒会咬人。”
其实，病毒会吞噬人。
我们走进另外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卓纳说：“这儿研究的是寄生虫。最可怕的是旋丽蝇幼虫。我们发现了一个控制这种寄生虫病的好办法。我们发现雌雄旋丽蝇一生只交配一次，所以我们用Y射线使数以百万计的雄蝇绝育，并空投到中美洲地区。这种雄蝇和雌性交配后不会产生后代。是不是很聪明？”
我问：“雌蝇会就此满足吗？”
卓纳答道：“她只能如此，她不会再交配了。”
贝思说：“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
卓纳笑了：“对，从雌性的角度。”
说笑过后，我们轮流观察显微镜下的旋丽蝇幼虫，恶心极了。
我们继续参观了一个个实验室和房间，那里培养存放着各种可怕的寄生虫和微生物；我们还去了各种各样的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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