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知道的，还有就是那奥斯蒂亚-安蒂卡的那个意大利警察。不过，即使他们发觉他从沟里拿走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更不会知道他是谁。卢波——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把他从奥斯蒂亚-安蒂卡送到罗马——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以及他身上带着什么。他给奥伯特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他昨晚去见他。然而奥伯特不可能猜到这次会面的原因。最后，他想到了弗鲁米。兰德尔从罗马给他打过电话，他知道所有的情况。可是，弗鲁米是对“第二次复活”计划有正确认识的唯一一个人，他绝对没有理由背叛他。事实上，如果有了手稿是伪造的证据，兰德尔就等于交给了弗鲁米毁掉“第二次复活”计划的武器，同时还可以提高他的声望和地位。
没有任何一个讲得通的解释，只有一个。
如果罗伯特-莱布朗的死不是意外事故而是蓄意谋杀，那么那些得知莱布朗为他做事的人一定也能弄清楚兰德尔在罗马和奥斯蒂亚-安蒂卡做的事。
这是一种可能，毫无意义毫无头绪，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的脸孔和名字。
死胡同。
他打好了领带，牢房的门-啷地响了一阵，牢门开了。
一个身材魁梧，头戴圆顶军帽身着海军蓝制服，看上去像是圣-克莱车校出来的年轻人轻捷地跨了进来。
“睡得还好吗，兰德尔先生？我是巴黎保安警察队的监察员巴沃，我奉命送你去法院。审问将在一小时后开始，到时证人都会出场，你会有足够的机会为你自己申辩。”
兰德尔从床上下来，穿上他的西装上衣。“我要求弗鲁米牧师为我作证。他在那些出席的证人中吗？”
“极有可能，先生。”
兰德尔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好的，监察员，我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他们被召集到法院第四层一间不大的房子里。
在走进法院大楼里时，兰德尔看到在楼梯入口处刻着这样一行字：自由、平等、博爱。他的信心增强了。
够公平的，他想。
现在，当兰德尔僵硬地站在背对着一堵墙的被告席上时，他发现自随便得令人吃惊的开场步骤之后已过了22分钟。他知道很快就该他发言了。他一点也不紧张，心情平静，觉得很有把握。当他被叫到时，他只需说明最基本的一点即由意大利带到法国的那些手稿残片是伪造的，根本不值钱。当他的观点得到专家们和弗鲁米牧师的支持之后，他就会被证明无罪。弗鲁米牧师的出庭作证只不过是表示法律程序的公平。当弗鲁米和专家们宣布手稿是假的后，兰德尔知道，法庭除了因他妨碍公务而罚点钱外，对他毫无办法，会还给他自由的。
兰德尔再次从眼角把那些证人看了一遍。当他刚一踏进这间屋子里时，他就一点也不奇怪那些人的出场。他们的生命。名声以及以美元、英镑、里拉、马克计的财产都悬系在这次审判的结果上了。
共有5排凳子。第一排，坐着木雕石刻的惠勒、戴克哈德、方丹、杨和盖达5位发行人。在他们的后面坐着神情严肃而专注的弗鲁米，奥伯特和赫尔德林。在第三排只坐了一个人——嘴唇紧闭，毫无表情的内奥米。最早的几个证人说完证词之后就离开了房子。
听证席上一个外人也没有，没有记者，也没有逗留的旁听者。这完全是一次秘密审讯。首席法官在刚一开庭就和颜悦色地说，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之所以不公开，是“由所讨论的议题所决定的”。
他不知道是谁做了安排让这次审讯保密。一定是与梵蒂冈以及世界教会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们。不管怎么说，法兰西是按教会的要求行事的。而且，出席的有方丹先生和他的有影响的朋友里卡迪阁下也在。这些人不仅涉足宗教界，也插手政界，他们在这种场合是举足轻重的。他们想让这事秘密进行，他们的愿望达到了。
兰德尔并不在意，因为他有弗鲁米牧师，有了弗鲁米，公众很快就会知道真相。
兰德尔一边听着证人们的证词，一边把在此之前发生的事重新过了一遍。
首席法官——他叫勒克莱尔——走进会议厅，在正对着证人席和观众席的两张尺码过大的钢制桌中的一张后面坐了下来。出人意料，他并没有按传统习惯穿一件带白色护胸的黑色制服，而是穿着普通便衣。他有着典型的公务员或小官僚的样子。毫无生气，萎靡不振的神情，头发直竖像丝网状的假发，声音尖锐得令人不安。
他让那些必要的步骤依次进行。书记官用法语和英语大声宣读了对兰德尔的起诉草案。首席法官不耐烦地说，为了节省时间只用英语就行了。这可能是因为在座的人都懂英语。整个听证会用英语进行，接下来他进行得很快，仿佛时间就是金钱，仿佛他不想失去一个早早吃午餐的机会。
第一个陈述证词是机场的检查护照的官员。他描述了被告的恶劣行为。第二个作证的是一个参与抓获他的便衣警察。他们俩分别将抓获兰德尔的前后经过交代了。
第三个证人是机场警察官奎拉斯，他作证说他从罗马的宪兵总部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叫史蒂夫-兰德尔的美国人非法得到了一件基督教奉为珍宝的古文物。该人未经允许便从罗马带走了那件物品并试图把它带进巴黎。奎拉斯准备好了一张粉红卡片——上面描述了通缉犯的特征——当兰德尔过关卡时，奎拉斯没收了装有手稿残片的皮革袋，并参加了治服这个倔强的来访者的过程。当他把粉红卡片出示作证之后，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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