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松放下望远镜，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冲锋号响了，碉堡里冲出了一群持枪者，吆喝着，向树林这边冲过来。
“这是保安团。”不知谁喊了一句，整个部队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靠近碉堡的部队上好刺刀，马上向敌人反冲，吓得那些保安团立即缩回碉堡内。但他们还不住地打枪，火力都集中在烟火附近。郭楚松和黎苏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决定饭后立刻前进。
参谋冯进文带着杜崇惠的警卫员跑过来了，他俩神情紧张，气喘吁吁。
“报告司令，政委不见了。”
“什么？”郭楚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要保证政委安全吗？”
“是这样的，”杜崇惠的警卫员解释说，“昨天晚上，政委叫冯参谋回来报告情况后，我们就在老百姓的柴棚下露营，我和政委睡在一起，可是早上起来一看，政委不见了。我到处找，没见到人影，就赶快回来，觉得挎包比平常重些，伸手一摸，是他的手枪和子弹。”小警卫员边讲，边抹眼泪，语调中还带着哭腔。
“我看政委八成是跑了。”冯进文摸了一下脑袋，说。
“昨天晚上，他跟向导一起谈话时，总是问向西走的路况，而少问向南走的情况：从老百姓家出来后，他又把我支开，叫我回司令部报告情况，他自己却留在那儿。还有，这几天，我就看到政委总是愁眉苦脸，没有一点精神。而昨天，他却来精神，破天荒地要跟前卫尖兵行动，走之前，把西装穿上了，我看他就没安好心。”冯进文一连串说出了他的想法。
“是的，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走了。”警卫员丁长生忽然记起了还有一封信和两封文件，赶快掏出来交给郭楚松。
郭楚松急忙打开，只见那张白纸上，寥寥几个字：
长生战友：
我就离开你们了，你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好，要我这 样长期紧张下去是不行的。手枪和两份文件留下，请您转交给黄晔春王任。至盼
祝您健康！
杜崇惠
看完信，郭楚松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图囊内，对着那含着眼泪的警卫员和怒气冲冲的冯进文，严肃地说：“在没有得到政委的确切消息之前，谁也不许瞎议论。纵队直属队和本队，还有后卫，各隔半小时出发。”郭楚松又告诉通讯员，“通知各团首长到前卫团开会。”
部队向前运动。郭楚松望着远山，心里禁不住嘀咕：“他上哪儿去了呢？”
郭楚松尽管同杜崇惠共同战斗了一年，但还没有真正了解杜崇惠。
杜祟惠是新安江上游一个小市镇的人，家庭是富裕中农，父亲以农为主，还开个小铺，做小生意。社崇惠出生于一九○七年，七岁读私塾，三年后，即插班入初级小学二年，又入县高等小学，毕业考入中学，读了一年半，父亲感到家务较重，又要抚养两个较小的子女，就叫他管帐，也做些农活。因他善于算计，小铺开得更顺手了。有时跟父亲到新安江中游买货，顺便去书店买些创造社的小说和《新青年》等，开扩了眼界，交了不少朋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打到新安江一带，偶遇一个团的辎重队长，是浙籍同乡，经他介绍，当上了会计股准尉见习官。他随军一直进到苏杭。同事们都认为他是左派。经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杜崇惠就在组织分配下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为谋职业作掩护，他投考了地方会计训练班，毕业后的二三年，都在银行、公司、工厂当职员，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经上级决定他来到中央苏区。他做过工会、县委、省文化部、省委组织部长等工作。打破四次“围剿”后，调到军队，任罗霄纵队政委，这才同郭楚松一起工作。
郭楚松认为杜崇惠虽然出身于小职员，但入党后看过不少革命文献，对国内外政治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较好，对上级的决定执行很坚决。但是，他缺乏中国历史知识，军事知识不足，文化修养不深，对战略决策，不求甚解。只知机械执行上级指示，在九宫山，他主张继续北去；在徐家垅，他主张那地区的独立师一起南下，只是由于郭楚松的反对，他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几天，郭楚松见他比较消沉，情绪低落，认为是太累之故，没想到他会走。他会到哪儿去呢？郭楚松的思绪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十分紧张的战争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了逃兵，真是令人费解。
郭楚松想起了他同杜崇惠曾经议论过的一首诗：
一个明星离我们几千万亿里，
他的光明却常到我们的眼睛里。
……
一个星毁灭了，
别个星刚刚亮起。
我们的眼睛昏涩了，
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这首诗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写的，诗名《毁灭》。每当他们诵读这诗时，都为诗中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激动不已。如今，杜崇惠在紧张时刻离他而去，虽然是“封金挂印”地走，但也诚属卑下。郭楚松忿忿地说：“由他罢！自己的历史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