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海滩，返回寄宿户，因为海滩上一到夜晚通常很凉。
“就同意我明天早上再洗澡吧，妈妈……你瞧我一点也不脏……”
每天晚上都来这一套！
“你们俩浑身都是沙子……”
“沙子并不脏……海水净化一切。”
一般情况下，多米尼克就该呼叫了：“朱斯坦！让他们听话。只要你女儿不争辩……”
他走进车站的洗漱间，又想把手提箱扔在那儿，但他明白，此举肯定要被人发现，于是他又失望地走上来了。
他几乎想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用手托住脑袋，任凭事态发展了。
还要等差不多两个小时，极其危险的两个小时。
不管有没有道理，他认为一乘上火车就会安全，特别是过了边境之后。
他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餐厅门。没有站立坎酒的酒吧，他只好坐下来要了瓶威士忌。这在他是很罕见的，他平时除了佐餐喝点葡萄酒外，几乎不喝酒。使他产生品尝香槟汽酒念头的，正是那位陌生人。结果他一天之内喝了五、六瓶。
“我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他办事总是尽心竭力，就象他在那结束的海滨度假期间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他从第一天起就十分反感。
寄宿户的卧室很狭小，也没有舒适的设备。有时要等上半小时，走廊尽头的淋浴室才能空出来。孩子们坚持让父母房间与他们房间之间的门整夜开着，于是两周之内他和妻子只能偶尔偷几分钟的空儿亲热亲热，中间还不时被多米尼克的“嘘……”声和“当心”声打断。
他有必要象个罪犯似地自我责备，并在行动上也真的象个罪犯吗？
那位陌生人为什么偏偏在火车穿越多莫多索拉与布瑞格之间漫长的圣普龙隧道时消失不见？一天来他的情绪绝不象一位准备自杀的人。
但是他找了个借口——因为这越来越象是借口了——他把一件似乎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一天前还不认识的卡尔马。
这个手提箱现在就放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里面放着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杀，他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失踪的呢？是不是在他走进或走出卫生间时有人把他从火车上推了出去？这比说他混入人流去了布瑞格更可信一些，因为那里是边防检查站，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出站口，全体旅客都要受到检查。
“小姐，”他边喊边用手指打了个响儿，好引起女招待的注意，“请再来一杯。”
“还要一杯威士忌！”
假如到了法国海关，人家要求他打开这只手提箱呢？这是很可能的。他连钥匙都没有。
“对不起，先生……我在路上把钥匙丢了……”
这只箱子可真结实，是真皮革，而不是塑料制品，他完全在行，他在塑料行业干了已近十年！
无疑，这是只旧箱子，外表已不雅观，那个人肯定提着它往返奔波于各车站的候车室、机场的候机厅、各办事机构，才把它磨损成这样的。可是锁的质量非常高，不是用个刀尖就可以捅开的普通用锁。
“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不相信上帝，也许是不再相信，也许是处在困境时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相信。两年前，当约瑟患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时，他也小声嘀咕过：“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甚至许了个愿，现在已记不清内容了，另外他也并没还愿。如果人们听说他作为在洛桑一套陌生的房子里杀害一名年轻妇女的嫌疑犯而被捕，他女儿会怎样想，他妻子又该怎样想？
还有博德兰先生？他的朋友、画家博帕先生以及所有的同事？
“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巴黎的车上有餐车吗？”
“20点37分的车？我想怕是没有。给您端点什么来？有鲈鱼里脊、奶油鸡，还有羊肚菌吐司。”
他并不饿，可还是要了个羊肚菌吐司，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名字，一方面是在家里也很少吃羊肚菌。
“喝什么酒？当地酒还是博热兰酒？”
“博热兰吧……”
这对他无所谓。除了拴在他身上的这只手提箱及妻子执意要他穿的这身西服外，一切都对他无所谓。他觉得穿着这身衣服同扛着一面大旗招摇过市没有什么区别。
“上帝，发发慈悲吧……”
包厢里坐着五位旅客，其中一位是牧师。
卡尔马没能坐在角落里，而是坐在一位五十上下的夫人及一位佩带荣誉勋位玫瑰徽章的长者中间。那泣夫人一个劲地躲着他，好象相互接触使她感到不适。那位长者正在读费加罗报，一过了边境，他就象躺在自己床上一样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
坐在他对面的牧师脚穿一双带有大银环的黑皮鞋。那位夫人的对面是她那又小，又瘦，又神经质的丈夫，他一次次起身说对不起，从同伴们的腿中绕出去到厕所或走廊去。
“你服用药片了吗？”
“服了。在洛桑，刚一用完晚餐后。”
“两片？”
“当然。”
“你消化不良？”
他面带窘色地望了望周围的人，希望他们没有听到。
“你本不该吃小牛舌。你知道你吃不了这东酉的……”
另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姑娘，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很稚气地坦露出双腿。她的头发同阿尔莱特·斯多布一样是浅红棕色的，每当卡尔马无意瞥见她袜子以上的腿部时，都不由得联想到布尼翁大街那蓝色地毯上的躯体。
最使他恐慌的是，假使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列火车上遇到阿尔莱特，他很可能认不出来。可是他应该有这种能力。法国报纸大概不会对她的死亡作出报导，除非这是一起轰动社会的罪行。
他曾听说歌剧院广场、和平咖啡馆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