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7日，日本飞机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德、意和日是法西斯同盟，当然不能坐视不理，立即也向美宣战；美国随即又同德、意宣战。一场世界大战的链式反应马上升到“临界状态”。这时美国总统就更关心那个铀的链式反应有何进展。
“铀顾问委员会”汇报了工作：总统命令集中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加速进行。芝加哥大学的室内网球场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军用场所，老远就岗哨层层，闲人不得靠近。汽车不断将一些黑色的砖块运到足球场的看台后面。这些黑砖就是石墨块。
它柔软光滑，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铅笔蕊。为了建造这个反应堆他们几乎徵调了全国可以找到的石墨，那些石墨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突然像水库出现了一个大漏斗一样，石墨流水般地被吸进这个无底洞里。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堆用的石墨足够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做一支铅笔！
再说网球场内现时已完全成了一个煤黑世界。二十个物理学家还有几个必要的帮工助手，现在早已统统变成了黑人。他们的脸上、脖子上、手上、鼻孔里全都是石墨细粉。石墨砖要用机器切削成一定规格，自然就粉末四扬。这时的地板上比任何打蜡的舞池都要光滑。
这些物理学家们常常不小心摔一个跟斗，汗水在他们的脸上冲出一条条小沟。“冶金实验室”的学者们，要论外表，和一个井下的挖煤工人已完全没有两样。铀块和石墨块一层层地往上叠放，共叠了五十七层，现在这个堆已经快顶住屋顶了。
费米想到空气会吸收中子因而影响继续裂变，应设法使堆与空气隔绝。能干的助手安德森立即找来橡胶商，要定做一个六边形的橡胶“盒”，以便把整个反应堆全部罩进去。橡胶商从未承揽过这种加工品，瞪着大眼睛问：“干什么用的？
”“一个大氢气球。”“气球怎么是六边形呢？”“您不必多问，反正给您钱就是。不然，我去找别人定货。”六边形“气球”拿来了，反应堆的最后安装就在这个大“气球”里进行，不过后来发现抽不掉空气也可正常反应，所以“气球”有一面始终没有封口。
1942年12月6日这个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来到了。这天一早那些浑身污黑的物理学家突然变得干干净净。反应堆的建造工作已经完成，现场也已打扫乾净，地板重又露出木纹。核反应堆马上就要开始点火，人类是否可以从原子内部得到可供使用的能量，就决定在今天上午。
科学家们大部分都撤离到反应堆对面的平台上。堆旁边只留一个人——韦尔，他手扶着从堆里伸出来的一根长棒，这是镉棒。反应的快慢将由他通过这个棒来控制。但是这还不保险，堆上又爬上去三个年轻人，他们自己称为“自杀小组”，准备在反应堆一旦失去控制就从上往下灌镉液，以“扑灭”这场原子火灾。
在现场观看实验的除这群亲手建造起反应堆的科学家外，还有冶金室的领导人康普顿教授，还有军方领导人格罗夫斯将军(军方去年八月就接管了铀计划，并把它改名为曼哈顿工程)。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他是这里唯一与研究工作无关的的人——杜邦财团的代表格林沃尔特先生。
战时，杜邦公司承担军方的许多生产任务，而前不久格罗夫斯将军又提出要他们以生产规模来建造一座反应堆。将军说反应堆里的铀裂变后会生成一种新元素，可用来生产原子弹。可是格林沃尔特这时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反应堆这个词呢。
他不敢冒险，与军方的谈判陷入僵局，这天他也被通知来到现场，好看看反应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费米担任现场指挥。他说：“现在我们将抽出镉棒，链式反应就会自动进行，盖革计故器会用声音报告反应的强弱，而这支描笔在纸上自动抽出一条指示辐射强度的曲线。
好，韦尔，开始吧！”韦尔将镉棒抽出一尺，计数器开始喀嚓昨嚓地响动，描笔打出一条向上的曲线。“再抽一尺！”计数器的声音响得更急，大家都屏息静气，有的人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大厅里静得就是有根针落地也会匡然有声，这时计数器一声声地响着，像锤子敲在人的心上。
谁知道这个堆会不会突然像一颗大炸弹那样爆炸呢？费米宣布：“现在反应堆已进入正常的链式反应。”堆顶上的“自杀小组”更加警惕，准备好的镉液已经提在手中，现在正是最紧要的关头。全体人员都注视着各种记录仪，这样共28分钟之久。
费米将手举在空中又向下一劈说：“停止！”试验成功了。大家互相握手、拥抱、祝贺。而威格纳(就是劝爱因斯坦上书总统的那个匈牙利物理学家)突然拿出一瓶基安提酒。原来今天上班时他就悄悄在大衣口袋里塞了一瓶酒，他想一定能够成功。
威格纳将酒分倒上许多纸杯里，在场的人每人一杯。喝完后大家又在酒瓶的硬纸护壳上签了名，然后就去忙着收拾现场，整理数据。格林沃尔特也立即握着格罗夫斯将军的手说：“太精确了，简直像一只瑞士手表，我们公司同意生产了，马上就签字！
”正当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有一叫沃特姆伯格的青年物理学家将那个有大家签名的空酒瓶收了起来，这是一件最好的纪念品。十年后的又一个12月2日，芝加哥大学举行反应堆实验十周年庆祝会。沃特姆伯格当时正在外地，他特意将这只空酒瓶寄给庆祝大会。
但是他又怕酒瓶会打碎，于是就加了保价费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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