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
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②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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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科多尔省的省会。
②法国索恩-卢瓦尔专区政府所在地。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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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国际惯例，外交护照为红色封皮。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①时，还是夜里。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汽车已等在车站前了。弗雷迪、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时另有两个搬运工抬着嘉·奥尔罗夫的大箱子。我们大约十来个旅客，上了去麦热夫的汽车，当司机和那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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