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家族伦理结构为之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也是终身性的。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与顾十郎书》。）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人物，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会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
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财产？
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讲人道序》。）柳宗元的厌恶很能代表当时的文化良知，但这种帮派之风恰恰与他称颂过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寖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会昌一品集》补遗。）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去参见一次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
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所指出的问题。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尖锐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朋党之祸”。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直接造成了社会祸乱之源。这与科举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既然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都难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文化资格上也没有把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人评鉴文化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避免任何一点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后来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街市，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两棵槐树之间有一口井，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这一来，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他实在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这个考生“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以“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
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据，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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