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鲍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在信上，他只是写了一句：“形势发展得还不算太坏。”我以为他回到了斯克里布酒店，每天都能拿一百法郎。我满怀希望，也纳闷我怎么会这么笨，没有早点去找他。我想象自己进了一间工作舒适的餐馆，快乐的厨师一面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面唱情歌，我每天吃五顿大餐。想着就快挣工资了，我甚至大手大脚地花两法郎半买了包蓝高卢烟。
上午，我走路去了白袍区的市场街。我吃惊地发现那是条位于贫民窟的小街，跟我住的那条一样糟糕。鲍里斯所住的旅馆是这条街上最脏的。从阴暗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泔水味再加上合成杂烩汤味——是西普杂烩汤，二十五生丁一袋。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喝西普杂烩汤的人是正在饿肚子或接近饿肚子的人，鲍里斯每天挣一百法郎，可能吗？老板板着脸坐在账房里，他跟我说，对，那个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佬没出去——在顶楼。我爬了六层狭窄而且绕来绕去的楼梯，越往上走，西普杂烩汤味越浓。敲门鲍里斯没来开，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顶楼间，十英尺见方，只有天窗透进光来，里面的家具只是一张窄窄的床架、一张椅子和坏了一根腿的洗脸盆架。床上方的墙上，臭虫排成一个长长的S形，正在缓慢行进。鲍里斯光着身子在床上睡觉，大肚子在肮脏的床单下隆成一个小丘，他的胸脯上有臭虫咬的痕迹。我进去时他醒了，揉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天哪！”他叫道，“噢，天哪，我的脊梁！该死，我看我的脊梁是断掉了！”
“怎么回事？”我失声叫道。
“我的脊梁断掉了，没别的。我昨天晚上睡在地板上。噢，天哪！但愿你知道我的脊梁是啥感觉！”
“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只是饿——对，这样再拖下去就饿死了。除了要睡在地板上，我每天只靠两法郎活着，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要命。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我的朋友。”
再去问鲍里斯是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有活干，好像没多大用了。我赶紧下楼买了块面包。鲍里斯扑向面包，一下子啃掉一半，之后才感觉好了点。他在床上坐起来，跟我说了他是怎么回事。他出院后没能找到活干，因为他的腿还是很瘸，钱全花光了，东西也当光了，最后一连几天没吃上东西。他在奥斯特里茨桥下的码头上睡过一周，四周摆着几个空酒桶。过去两周，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跟一个犹太人——是个技工——一起住。好像（说来颇为复杂）是那个犹太人欠鲍里斯三百法郎，还钱方式是让鲍里斯睡地上，另外每天还给他两法郎买东西吃。两法郎够买一杯咖啡加三个小圆面包。那个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去干活，然后鲍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漏雨）到床上去。就算到了床上，因为有臭虫，他还是睡不了多久，不过可以在睡了一晚上地板后歇一歇背。
这真叫人着黑色塑胶线大失所望。我来找鲍里斯是想让他帮我，却发现他比我还惨。我跟他解释我只有六十法郎左右，得马上找份活干。到这时，鲍里斯已经把余下的面包消灭了，情绪振作了一点，也变得爱说话。他漫不经心地说：
“天哪，你担心个啥？六十法郎——嗬，是笔巨款呐！请把鞋子递过来，朋友。等那些臭虫爬到我手边，我要拍死它几只。”
“可是你觉得有机会找到活干吗？”
“机会？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际上，我已经找到了。再过几天，商业街上有间俄两天它都区别国餐馆就要开张了，说好我去当侍者领班，我随便就能给你在厨房找份活。一个月五百法郎，管吃饭——走运的话，还有小费拿呢。”
“可是这会儿呢？我很快就得付房租了。”
“噢，咱们会有办法的。我还留了几张牌没出呢。比方说，有人欠我钱——在巴黎，这种人太多了，其中有一个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还清我的账。再想想有那么多女人跟我好过！女人永远不忘情，你也知道——只要我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他要从他干活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台磁发电机，他让咱们清洗一下他再拿去卖掉，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光是这样，就够养活咱俩的了。千万别担心了，我的朋友。弄到钱，这是天下最容易的事。”
“好吧，那咱们这会儿就出去找活干吧。”
“等会儿，我的朋友。咱们不会饿死的，别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几十次过得比现在还惨。只是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过了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现在只剩下一套衣服，有一件衬衫，一条硬领、领带，一双已经几乎穿破的鞋子，一双上面全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件大衣，万不得已时才会当掉。他有一个衣箱，是个硬纸板做的破玩意儿，值二十法郎，可是很重要，因为旅馆老板想着里面全是衣服——要不是有那个衣箱，他大概早就把鲍里斯扫地出门了。衣箱里装的，实际上是勋章和照片、零七杂八的玩意儿和一大扎一大扎的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总能把外表收拾得很体面。他用一个已经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脸，不用肥皂，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的洞，仔细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最后，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瓶墨水把袜子洞露出来的皮肤涂黑。等他打扮停当后，你想像不到他最近还在塞纳河上的桥下睡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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