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这则坏消息。“妈的！”他说，“这可难办。好吧，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到我的衣箱里。”
“可是怎么把衣箱当着老板的面拎出去？他几乎就坐在账房门口。不可能！”
“你可真是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过英国人有股犟劲儿，你的吗？拿出勇气！咱们能办到的。”
鲍里斯想了一会儿，接着想出一条巧计。最难之处在于吸引住老板的注意力，五分钟左右就行，我们就能趁机把衣箱偷偷拎出去。但是巧就巧在老板只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拿这个话题跟他套近乎，就容易打开他的话匣子。鲍里斯在一份《小巴黎人》过刊上读了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在察看过楼梯之后，就下去逗得老板聊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等，一只胳膊下面夹着大衣，一只手拎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已到时，会咳嗽一声为号。我在那儿等着，浑身打颤，因为老板娘随时可能从账房对面那扇门里走出来，把戏就穿帮了。好在不一会儿，鲍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偷偷摸摸地快步走过账房到了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庆幸。鲍里斯再瘦点的话，这个方案就可能泡汤，因为他宽阔的肩膀挡住了账房门口，而且他胆量过人，继续极其自然地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完全压住了我弄出的声响。我走出很远后，他去街角跟我会合，我们溜之大吉。
可是，我们如此一番辛苦后，当铺收件的再次拒收我们的大衣，跟我说（能看得他对此毫不通融，他那个法国人的灵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齐，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一直没续办，目的是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间，拿到所需文件，带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当铺。
我让鲍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一个人去当铺。可是我到了后，却发现当铺关了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这时是一点半左右，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个钟头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连串特别不逗人的玩笑。
然后似乎是奇迹，我时来运转。我正顺着布洛卡路走回住处，突然看到鹅卵石路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五苏硬币，我一下子扑过去，赶紧回到住处，找到我们的另外一枚五苏硬币去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的酒精只够煮个半熟，没有盐，可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带皮吃。吃了后，我们感觉焕然一新，坐在那儿下棋，直到当铺开门。
四点时，我又到了当铺。我没抱多少希望，因为如果我上次只当来七十法郎，这次纸板衣箱装的两件破大衣又能指望当多少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我却想着会当十法郎，要么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怜的八十三号那样。我坐在前排的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我便不用去看别人笑我。
最后店员喊了我的号码：“一一七号！”
“在。”我说着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这几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让我感到震惊。当时我相信店员把我的号码跟别的混淆了，因为那两件大衣根本不可能卖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处，手背在后面走进房间，一言不发。鲍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看。
“你当了多少？”他喊道，“什么，没当来二十法郎？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当了十法郎吧？岂有此理，五法郎——这可有点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千万别说当了五法郎，你如果说的确是五法郎，我真的要开始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到桌子上。鲍里斯脸色煞白，接着一跳而起，紧紧抓住我的手，几乎捏断我的骨头。我们跑出去，买一块面包、葡萄酒、一块肉和炉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顿。
吃完后，鲍里斯一反常态，我从未见过他那样乐观。“我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个苏，现在看看咱们。我总是说，弄到钱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说到这儿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住在丰达里路，咱们倒是可以去见见。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混蛋。他没醉的时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说来奇怪，他喝醉了就变得挺老实。我看他到晚上六点钟就醉掉了，咱们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会先给一百法郎。妈的！他有可能给两百呢！走吧！”
我们去丰达里路找到了那个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们没能拿到我们的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声言他一个子儿也不欠鲍里斯，反倒是鲍里斯欠他一千法郎，他们俩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却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曲直。两人吵了又吵，一开始在街上，接着是在一间小酒馆里，然后是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里，然后是在另外一间小酒馆里，最后在互相以混蛋相称两个钟头后，他们同去纵情狂饮一番，花掉了鲍里斯身上的最后一个苏。
鲍里斯那天晚上在一个鞋匠那里住，也是个俄国流亡者，在商业区。至于我，我还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烟，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儿。在难受地过了两天后，这样换种活法可谓惬意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