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谈的都是跟革命有关的事，大胡子会不含糊地说：“我们从来不辩论，论争是资产阶级的消遣，我们用行动来辩论。”然后又琢磨他未必会这样说。他们让我们出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付（我们总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手头宝贵的钱，付了五法郎现款。
鲍里斯掏了钱，那个板着脸的人看上去没那么怀疑了，坐到了桌子边上。大胡子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一边在一张纸上做笔记。我是共产党员吗？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我清楚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噢，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关于工党，还说了几句不屑的话。《体育报》呢？我可以在《体育报》上撰文吧？（在欧洲大陆，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会主义挂上了钩。）噢，当然，我又说。那两个人都神色凝重地点点头。大胡子又说：
“显然，你对英国的状况有透彻的了解。你可以为莫斯科的一家报纸撰写系列文章吗？我们会跟你详细交代的。”
“当然可以。”
“那好，同志，我们会通过明天第一班邮差通知你，要么也许是第二班。我们开的稿费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着带一包要洗的东西。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面看街上有没有人，然后才溜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觉得应该破费一下，便就近冲进一间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根雪茄。他出来时以拐杖捣地，满面笑容。
“盼到喽！盼到喽！哎，我的朋友，咱们真的时来运转了。你跟他们应付得挺好，听到他们叫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运气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邮差来了，便冲下楼去小酒馆收信，失望的是没来。我在房间里等下一班邮差，还是没信。三天过去了，我一直没收到那个秘密团体的信，我们心灰意冷，推断他们肯定是找了别人写文章。
十天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团体的办公室一趟，特别记着带了一个包裹，看着像是要洗的东西。秘密团体不见了！洗衣店里那个女人一无所知，说“那些先生们”在付不出房租的情况下，几天前就搬走了。我们站在那儿拎着一包东西，样子可真够傻的！不过有所安慰的是，我们只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后我们再也没听说这家秘密团体怎么样了，他们是什么人，或者说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谁都不晓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跟共产党毫无瓜葛，觉得他们纯属骗子，骗的对象为俄国流亡者，方式是冒称一个子虚乌有的团体来诈取入会费。这样做很安全，无疑他们还在别的哪个城市干同样的勾当。这些家伙很聪明，表演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办公室完全就是共产党秘密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带一包要洗的东西，那可真是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