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吗？关于发生在莱姆豪斯旅馆里撞见喝醉了的搬运工的事，没有人会怀疑奥威尔所描述的。但是他对于他怎么到那里的描述却是一个理性化的复杂的心理历程的缩影。可以感觉到他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是后来才发生的。像奥威尔早期的许多作品一样，他混迹流浪汉中的尝试，他呆在“闲散地”（那是流浪汉晚上睡觉的地方）的经历和他最后和肯特郡来的啤酒花采摘工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在20世纪早期的一些文人中，吸收下层生活、对社会前沿或边缘生活的关注是传统的职业兴趣。好几个奥威尔20岁时就崇拜的作家都在作品中关注过流浪汉，那些肥胖的、醉醺醺的、和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流浪汉。流浪汉的生活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英国式幽默的主要素材。H.G.威尔斯1910年的作品《波利先生传》中的主角最后就成了一个流浪汉。奥威尔对W.H.戴维斯的《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1908）很熟悉，对杰克·伦敦《深渊里的人》（1903）所揭露的伦敦东部社会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在这些相似的作品中，戴维斯的故事有着和奥威尔一样的背景和情节顺序：星期六来到莱姆豪斯，在旅馆受到醉汉的礼遇不是一杯茶，而是由女房东领到房门口（戴维斯是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汉，在大西洋两岸都是，他后来为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难记》写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讨人喜欢的评论文章）。毫无疑问，奥威尔对于自己写的东西是很心诚意挚的，只要稍微读一些他的社会报告文学，没有人会感觉不到他对于自己旅途中遇到的人的同情。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为自己的写作寻找素材的文学新手。他早期对世界的探索，5年以后都出现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里，其中明显的政治目的、对创作素材的需求以及纯粹的好奇心始终并驾齐驱。
意识到可以走一条常规的文学之路，1928年春，他决定到巴黎去。有时候人们会以为这个决定是出于想寻求和探索异域文化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奥威尔远没有想这么多。20年代后期，由于急剧跌落的汇率的吸引——当时1英镑兑120法郎——还有摩格和保尔·得·考克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波西米亚传统，作家们和文学新手们都云集巴黎，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奥威尔迁居到了第5区的第6大街后，有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也紧随其后到了那里。西里尔·康诺利后来发现他头几个月和奥威尔就隔了几条街。奥威尔并没有生活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在拉丁人的圈子里：经济捉襟见肘，通晓数国语言，本质上保留着波西米亚人的传统，不是穷困潦倒之辈。《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卷首语描述了“像患了麻风病的房子，彼此歪歪斜斜地对着，看上去奇特无比，好像在倒塌中定住了”，这些话都言过其实了。奥威尔看到了巴黎的贫穷，后来还经历了这样的贫穷，但是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和当地人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与和他一样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巴黎向来吸引着流亡海外的艺术家，涌入的文人多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奥威尔渴望加入他们的队伍。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就离在这条街几百码外住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离这里才20分钟的路程。奥威尔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在著名的德克斯·麦戈茨咖啡馆见过詹姆斯·乔伊斯，但是又不太确定，因为乔伊斯的照片在公众眼前亮相以前，“乔的外貌并不起眼”。传奇般的故事（奥威尔也参与制造了一些）试图将战时的巴黎描绘成一个夜夜笙歌的地方，夜总会门口有被大革命摧毁的俄国贵族的守卫站岗，那些跃跃欲试想要写出足以挫败普鲁斯特小说的有钱的美国人给予资助。现实中的某些方面也确实离这些故事仅有几步之遥了。比如，美国小说家约翰·朵斯·帕索思说：“我们在充斥着恼人的历史气息的小酒吧里闲荡……用粗俗的法语同各式各样的人讲话，有出租车司机、岸边的流浪汉、工人、娇小的妓女、酒吧的门卫、即将出征的法国大兵，我们年轻气盛，充满希望，急切地收集着一切显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迹象。”
尽管奥威尔本人可能不愿意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但他确实是属于帕索思所说的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如果说当时到巴黎是到了欢乐的所在，那么当时的作家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细细回顾2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你会惊讶当时居然有那么多的渠道提供给原创的作品。比如伦敦就有6家早报和晚报，还有许多一般的“文学”杂志，像《伦敦约翰周刊》，《伦敦信使》还有《皇室》与《半球》，这些杂志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艾里克·沃曾经说，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寻常的修养），都不会找到地方发表。奥威尔那时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居然连一篇小说都没有被看中。但是，他父亲指责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虚掷光阴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很勤奋努力。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雏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奥威尔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绝函之后被毁掉了，此外有一些关于他这期间的几篇短篇小说的记载保存了下来，还有一沓报刊文章，而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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