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对岛上栖息的鸟类生活习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能否被营救的兴趣。奥威尔早前给莱昂那多·摩尔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给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时，都会不断地惊讶于他实在缺乏自知之明。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不自知——只要环境要求，他可以变得非常精明——只是，有时候，他对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镇的人所说，他是一个“在梦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着极度的严肃感，却又常常演变成不加掩饰的忧郁。可以看出，30出头的时候，他不快乐。一部分是因为他曾经坦率流露出来的寂寞，一个男人，前途未卜，困在一个小镇上，眼巴巴地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开，而这种寂寞背后是一个更具全局性的问题。30岁的奥威尔一方面在努力摆脱一种生活和支撑这种生活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他想要的新生活还没有成形。这其中的困惑，还有如何面对生活这个问题的迷惘，都可以从奥威尔紧紧抓住宗教这根救命稻草这一点上看出来。《牧师的女儿》这部小说是奥威尔在永远离开索思伍德镇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题是表现50年前汉弗莱夫人的那个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丧失。书的主要线索是奥威尔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中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波德莱尔的评论中，他指出，这首诗“依附于基督教伦理和想像的背景，因为他是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他认为像原罪、诅咒这样的观念远比人道主义、无神论的任何观念都来得真实可信”。这样的评论讲的可能就是奥威尔自己。
同时，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经出了一本书，但是靠写书并不能养活自己，只能降格去教书。他最钟情的女孩（埃莉诺）爱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给那个人了。另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布兰达）想要的仅仅是友情；事业上，虽然《巴黎伦敦落难记》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但他仍然是个边缘作家。从出版第一本书到最后伪装成文学界胡作非为的人，这期间的2年时间实在不容易熬过，所以，他的不满随处可见。1934年末，奥威尔的信中有着明显的自怜自艾，但是，后来的10年和他此后的半生中，这样个人的不确定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传来。摩尔很快转卖了《巴黎伦敦落难记》的美国版权，法语版也将紧随其后。春天的时候，奥威尔回到赫斯，渴望见到埃莉诺。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镇上来了，同时还让她帮忙去确定一下，普里尼斯是不是已经拿到他的书了。从埃莉诺给一个时装艺术家的推荐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她在伦敦找工作。奥威尔告诉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号上刊登了一首严酷的诗：
我看见大街上蜂拥的人们
有我、有你，还有他们
这些标上了死亡记号的人啊
没有信仰、没有根
像落叶飘零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首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我们可以看到T.S.艾略特对他的影响，但其中对无根的迷失感的表述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人困在赫斯，身边对他友好的同伴只有那个助理牧师，埃莉诺又远在索思伍德，而且感情上还处于矛盾之中，此时的奥威尔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出口，布兰达算是一个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布兰达成了奥威尔在文学以及其他一些他热心的东西的共鸣者。3月，他写信给布兰达，嘲笑她对萧伯纳的喜欢，告诉他自己最近喜欢上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布兰达可能也被引诱到了镇上。他回忆之前的会面时说，在本海姆·比奇斯的时光真是太美好了，“我真想等到树发芽的时候再去那里”。本海姆·比奇斯是泰晤士河谷的一片树林，很快成了奥威尔迷恋的地方。埃莉诺也被吸引到了那里。《牧师的女儿》一书中的多萝西为了逃避她那个讨厌的雇主克利夫太太就跑到这里来，一边野餐一边看一本乔治·吉辛的《怪女人》。戈登·康姆斯道克想和罗丝玛丽到这里来，在香气沁人的秋蕨里面散步但没有成功。教书的工作让奥威尔几乎没有业余时间——他似乎被骗了，周末的时候也得干一些课外的活——但是，他还是抓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并向摩尔保证再写出100页来。奥威尔在赫斯一直呆到这个月的中旬，他写信给当时在那里参观的美国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代表，想跟他约个时间见面。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关系没有彻底断绝，5月底，他给埃莉诺写了一封信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信却寄到她在伦敦呆的地方罗海姆敦。一切似乎都朦朦胧胧，很不确定，比如说，去乡间散步怎样？夏天有什么打算？因为布莱尔夫妇可能想暑假期间把蒙塔古的房子拿来出租，这就意味着奥威尔必须另找住处了。他的工作也很不如意。他已经打算离开霍桑中学，到尤克斯桥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教书，但是很显然，教书对他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考虑其他的工作。刚好内莉姨妈这时从巴黎来了封信，信中还附带了《阿黛菲》的订阅单，还送给她最喜欢的外甥一些钱，同时建议他试试去给露思·皮特的陶器公司当商务代表，还说阿弗丽尔可以提供一些赞助。同时，他写给埃莉诺的追求信也显然达到了目的，因为6月初奥威尔又写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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