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班牙而言，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时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国外志愿人员联合抗击佛朗哥武装叛乱的斗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在其间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怀，震撼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
所以这段西班牙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同时也称得上是“浪漫主义的战争时期”(何塞?狄亚斯语)，让每个曾经经历过这场血与火考验的人回想起来。都会生发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怀。可是这场内战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虽败犹荣的悲壮和澎湃的激情吗?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
实际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谓史料，几乎尽是当初政治宣传性的材料，或是没有亲历战争的记者们人云亦云的说法。说“历史服务于政治，政治产生历史”似乎略显偏激，可历史记录总要带上时代的痕迹和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国。在抵抗佛朗哥叛军的同时，就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争斗中，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历史真相。凭借这部自传体作品，奥威尔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其中难免有描述上的错误和以偏概全的现象，但还是足以改变人们过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简单印象，读者会发现：比起共和国同法西斯的战斗，共和国内部的党派纷争和政治宣传似乎来得更为可怖，给人的心理带来的阴影和创伤也更为严重。
当我们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个抛弃了一切来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且表现十分英勇的比利时人，没有被敌人打死，却仅仅因为自己属于“托洛茨基主义”政党P．O．U．M．(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被政府投入监狱的时候，一定会被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所震撼。
在书中，奥威尔无意攻击苏联当局和西班牙共产党(尽管他们当时的政策确有失误)，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乃至所想，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其经历自然就颇具戏剧性和传奇性，所以无需任何渲染和“艺术加工”，单单呈现事实．就足够让我们心弦拉紧、寄情于内。
而他对派系攻击和政治迫害的记述．非但没有减损故事主题的统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剧美。当然，如若读者把这部传记当作什么悲壮的史诗，那就有些牵强了．在宏大的记事和严正的说理后面，永远躲藏着一个谐趣的奥威尔，他的乐观精神和风趣脾性，会让你在读这种严肃题材的作品时不会感觉枯燥，而西班牙人疏于纪律、热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国人严格拘谨、有板有眼的传统碰撞在一起所引发出的不和谐，也会让人忍俊不禁。
即使在记叙自己脖颈中弹这等事关生死的时刻，奥威尔也俨然是一幅旁观者的架势，轻松地超然于外．甚至躺在担架上，他心中还暗自称赞击中自己的敌兵实在“枪法一流”．对于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则全然不在乎。我想，这当中除了奥威尔不畏死的气概之外．只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话可以解释了：“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因此，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会有一种模糊于历史和喜剧之间的感受，在发笑时又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辛酸，无怪乎有人将其与约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并称为二十世纪黑色幽默的两大巅峰之作。
稍为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中有整整两章乃是插入式议论，从叙事连贯的角度看似无必要，甚至对本书的整体样态还会有所毁损．一个是描写党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个是分析巴塞罗那战斗中官方虚假宣传的第十一章。
这似乎是奥威尔一以贯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会由此联想到《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专门总结伦敦黑话的第三十二章．还有《一九八四》中间长篇引述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末尾附录中的那篇《新话的原则》。
曾经有评论家就此毫不客气地质疑奥威尔：‘‘你干吗要塞进这些东西?把一本原来很不错的书变成了低级的新闻报道。’’众所周知，新闻体(joumalism)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因为两者在语言功能和语言操作上是截然两途、背道而驰的：新闻语言重在提供信息．语气明确；而文学语言则富于表现，蕴涵情感。
更确切地说，新闻报道的功能是把事件的情况尽量按照原貌传达给受众，而文学语言则意在激荡起读者心绪中某种特殊、微妙的感受和体验。海明威当年就是因为听从了斯泰因的劝告．放弃记者这一行，而从中大受其益的。奥威尔自己做过记者，自然该深得其中要领，比如说其语言就在简约凝练的同时，没有流于新闻报道的简单和俗套，或者换种说法，即使是准确、客观地记录事实，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种“艺术的复原和再现”(董乐山语)。
既然如此，奥威尔为何偏偏执拗地“塞进”这两章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目的——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在经历了这一番复杂的政治纠葛和危难之后，作为一个有道德操守和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外公众对事实(众多无辜的人被投入牢狱)缺乏了解的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