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正被冻得有如针刺。在前线的最初三至四个月里，我记得自己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次数不会超过十二次，可我得到充分睡眠的次数同样也不会超过十二次。每个星期只睡二十至三十个小时，这是家常便饭。长期睡眠不足的后果，其实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糟。
只不过是人会变得愚笨木讷，上下山执行任务变得更艰难，但自己的自我感觉还算好。我们总是经常感到饥饿——上帝呀，真饿啊！所有的食物看上去都不错，哪怕是没完没了的蔬菜炖扁豆也很好。这些都是每个在西班牙待过的人，临走时看都不想看的东西。
至于我们的生活用水，，水源距我们这里有数英里远，完全是靠骡子或矮小而又经常遭到虐待的毛驴驮来的。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阿拉贡的农民待他们的骡子疼爱有加，而待他们的小毛驴简直是太残忍了。如果哪一头毛驴不想往前走，农民们的通常做发是狠狠地踢它的睾丸。
蜡烛已经停止供给，火柴配给也日渐减少。西班牙人教会我们用牛奶罐、弹药桶和破布制作橄榄油灯，只要有一点橄榄油（通常很难弄到），这种灯就能被点起来，摇曳的灯火上方直冒黑烟，亮度只有烛光的四分之一，只够勉强看得见自己的来复枪的所在位置。
看来已经无望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了。在我们的部队离开波切洛山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子弹匣，发现在最近三个星期里，我只对敌人开过三次枪。有人说，打死一个敌人至少要耗费一千颗子弹，按照这个说法计算，如果我要消灭第一个法西斯分子，至少也得花上二十年的时间。
在奥斯库罗山，双方的阵地更靠近，开枪的频率也更高，但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从未击中过任何人。事实上，在这儿的前沿阵地和战争的这个阶段，真正有用的武器并非来复枪，而是扩音器。因为既然用来复枪无法杀死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那就改用冲着对面阵地大喊大叫的办法来整敌人。
这种作战方法是十分特别，以至于需要对其稍加解释。 无论在何处，只要敌我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叫一声对方就能听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会日夜不断地向对方进行高声咒骂。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恋！”法西斯分子则高呼：“西班牙万岁！
佛朗哥万岁！”——或者，当他们知道对面是英国人时便高喊：“滚回老家去，你们这些英国佬！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在民兵中，特别是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党派成员，他们力图破坏敌人士气的宣传性喊话，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常规技巧。
每一个占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机枪手，都被赋予了喊话任务，并且都发了扩音器。他们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们解释，你们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雇佣兵，你们是在与自己的阶级作战，等等，等等，并敦促对方赶紧弃暗投明往我们这边跑。
这些话语由轮番替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甚至持续通宵。这种喊话是有作用的，人们对此几乎不存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逐渐增多，与这种宣传性喊话有很大关系。完全可以想象，站在敌方某个哨位的某个可怜的家伙——很可能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冻僵了，听到“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
”的口号在黑暗中反复响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促使他决定是否应该叛逃。当然，这样的做法不适合英国人的战争观念。我承认，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也非常反感。天下竟然会有试图转变敌人的观念而非对敌人开火这样的离奇古怪的事情！
不过，现在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阵地战中，如果没有火炮，那就很难避免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己方也要付出同样的伤亡代价。如果你能以策动叛逃的方法削弱敌方群体，那是再好不过了。
叛逃者实际上比敌人尸体更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但在刚开始时，我们都曾为此深感不安，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太不严肃。在我们右边地势稍低的那个地方，有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那里有个该党男子在从事策反工作方面简直像个艺术家。
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这边吃的食品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他所列举的政府配给，带有相当多的想象的成分。“奶油土司！”——谁都能够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土司！
多么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许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二月的一天，我们发现一架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像往常一样，机关枪被拖到空旷处，枪管竖起，每个机枪手都仰卧操作，力求瞄得更准。一般地说，我们这些孤立的阵地根本不值得轰炸，少数经过我们上空的法西斯分子的飞机通常会绕飞，以比开机枪火力。
这一次敌机倒是直接飞了过来，可是飞得太高，超出了机枪的射程；不一会，飞机不是投下炸弹，而是投下白色闪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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