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
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
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
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
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
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
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
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
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
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
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
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
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
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
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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