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
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果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
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
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
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
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
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
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
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我已对自己认为的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尝试性的见解，然而，我猜想我并没能够成功地传达当时的那些陌生的东西。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其中有一件是在与人们偶然接触时所产生的——在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许多人们看来，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
我记得，我曾看到，在枪声响起并响彻街区之际，仍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篮，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显，她是个听觉失聪的人。我还看到，有个男子手挥白色手帕，冲过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
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通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从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的加联社党机关枪就开火，把他们赶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显地没有携带武器。
事后，我在想，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举行葬礼。曾在波利罗马楼上博物馆担当看守的小个子男子，甚至把整个事件当成一种社交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同样是那么可爱。他希望战斗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
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子，躲在门口，对加泰罗尼亚广场上那该死的交火，兴高采烈地摇着头，说道（有如评论晴朗的早晨似的0：“我们可不是又回到7月19日了吗！”此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店皮匠。战斗开始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战斗结束后，即5月5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过不大一会儿。
这是一家要价很高的鞋店，店铺里的人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对方那一边的，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是完全漠不关心。
“发生这种事，太遗憾啦，不是吗？影响做生意啊。战斗没完没了，真遗憾！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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