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党的媒体对有关诽谤罪的法律产生了趋利避害的敬畏。在一个受指控的罪行必须得到证实的国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指控，就足以承认它是一个谎言。 有关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种指控，也许我的讨论超过了必要的篇幅。
党派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不公正和虚假的指控，以至于两败俱伤；但这种争论与内战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并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诽谤中伤和这种媒体斗争，以及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思维习惯，能够给反法西斯事业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人瞥一眼这个主题，就知道共产党人通过捏造的指控对付政敌的策略毫无新意。今天的关键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明天的关键词就将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苏维埃俄国的审讯“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鲁姆以及英国工党的杰出党员，策划了入侵俄国的险恶阴谋，这件事才过去六七年。
然而今天，法国的共产党人非常高兴地承认了布鲁姆为自己的领导人，而英国的共产党人则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工党。即使从派系的观点看，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做这种事情。同时也毫不怀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指控引发了仇恨和纷争。
在确定“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后，每一个地方的普通共产主义者都被引向了对其进行毫无意义的政治迫害之中；类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政党都倒退回一种可怕的状态中，毫无生气，全然成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产生危险的分歧。
如果再诋毁那些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再策划有如指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类的阴谋，裂痕就会变得无法弥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政治辩论，能充分讨论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和支持或宣称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间的确存在差异。
共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结成联盟，就能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反对者认为，这个策略仅仅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错误的决定也许会使我们自己陷入数世纪的半奴隶状态中。
但只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尖声怪叫外，没有别的争论，讨论就不会开始。例如，我不可能与一个共产党员讨论巴塞罗那战斗的是是非非，因为没有共产党，也就是说，“好的共产党”，会承认我的描述是真实的。
如果他忠实地跟随着党的路线，他就不得不宣称我在撒谎，或最多说我被无可救药地误导了，任何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报》的标题，就会比我对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在这样的情形中不可能有争论；根本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
称像马科斯顿那样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钱，是什么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那会有如一场国际象棋锦标赛进行到一半，一个参赛选手突然大声尖叫起来，称对手犯了判国罪或重婚罪。真正关键的问题仍没有触及，诽谤陷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