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
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
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
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并没有被单独监禁，因此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探望。在狱警领我们进入监狱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时，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两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押出监狱。
我们短暂地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假装互不相识。我们在监狱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办好了离开西班牙回国的手续。尽管他证件齐全，但在出境检查时仍然被捕，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穿着灯心绒马裤而被当作民兵抓起来的。
我们擦肩而过，有如从不相识。这真是太可怕了。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由于身穿蓝制服的卫兵正在虎视每一个角落，与太多的熟人打招呼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Newgate*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
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
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
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 *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
——译者 ————————————————————— 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
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
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
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
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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