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管理人反映，被害人于两年前入住，自我吹嘘是风俗评论家。按规定应预先支付两个月的房租，但他非常慷慨地支付了六个月的房租和保证金，所以才让他入住的。
管理人受房东之托，负责公寓房租等一切运营。
“入住时，你没有要求他提供住民票和联带保证人吗？”岛田问。
“形式上规定要这样，但入住者觉得太麻烦，没有拿来，所以……”
言外之意，管理人员说房客只要支付房租，就不拘形式准许入住。
虽然查明了身份，但被害人的来历几乎还一无所知。入住时自报的职业是风俗评论家，但警察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风俗评论家中有个叫“山西正平”的。
出身地、入住前的住所、经历、家属成员、人际关系等，警方都一概不知。为谨慎起见，警方向区政府了解，但住民登记表上没有登记。即死者系所谓的黑户口居民。
翌日，成城署设立了搜查本部，搜查一课的栋居参加侦查。
解剖结果大致证实了尸检时的初步认定。解剖结果验证，死因系棍棒状钝器从上向下猛击所致，脑部伴有脑盖骨骨折的脑挫伤。
推断作案时间是2日晚上10点以后大约两个小时内。
经化验，死者没有服用过毒药。
在成城署第一次召开的搜查会议上，焦点集中在犯罪动机上。观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或以抢劫为目的的流窜作案，或熟人作案。
主张熟人作案的警员认为，凶手也许是为了伪装成流窜抢劫，才将钱包夺走了。
与此相反，主张流窜作案的警员认为：“如果是熟人作案伪装成抢劫杀人，就应该清楚地表示出目标是钱财。连钱包都带走，不知道被害人是不是真的带着钱包。如果是有预谋的，就应该将钱包里的钱拿走，把钱包留在现场。连钱带钱包都拿走，这难道不正是证明是流窜作案吗？”
“被害人住在中野区的公寓里，却死在世田谷区与泊江市交界处的偏僻地区里，身上不可能一点儿钱也不带。凶手夺走了钱包，惊慌之中还会想到要将钱包留在现场吗？”
“凶手只用一击就打死了被害人。如果惊慌，不是会乱打一气吗？”
“照你这么说，流窜作案就更应该惊慌了！”
“如果是流窜作案的惯犯，就会伏击在那里，一下子将猎物击倒，使目标失去抵抗能力，然后再夺走钱财。”
“那地方非常僻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经过，你是说凶手会一动不动地守候在那里吗？而且，即使猎物来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带着钱。上去就杀人，作为流窜的案犯来说，不是也太性急了吗？”
“也许是被害人想要抵抗或叫喊，所以凶手才杀死了他。”
“不过，一击致死，这也许很难吧？即使从受伤部位来判断，被害人是容忍凶手绕到他的身后。如果是流窜作案，被害人应该注意到身后有人上来。”
熟人作案的说法渐渐地占了上风。
侦查要从查清被害人的身份和生前人际关系着手。但是，被害人自称是风俗评论家，这是一个古怪的职业，没有一定的工作场所。
据管理人反映，被害人几乎没有来客拜访过。即使偶尔看见有来访者，也是各种各样的推销员或是报纸、电视等的筹款人。
就是说，被害人生前来往的人员不明确。
于是，流窜作案的说法又卷土重来。
在第一次搜查会议上，作为初期侦查方向，决定对作案现场一带进行彻底的调查，并检查被害人的住所和遗留物品。
被害人虽然自吹是风俗评论家，但看来从来没有为媒体、出版单位写过文章或通讯。
被害人的宅邸里没有贵重的家具，留下的是一些破烂。警方在被害人的住宅里找到了一本通讯录，里面记载着许多电话号码和名字。那些名字几乎都是女性。
一些夹在名片簿里的名片几乎都是男性的。名片中有颇有声望的文艺界人士和体育选手、中小商店的老板、开业医师、牙科医生。
“尾巴一点点露出来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栋居说道。
“看来被害人像是皮条客吧。”岛田抽动着鼻子说。
“这么看来，事件的背后兴许格外盘根错节呢！很少有来访的客人会将名片递给看门人的。这些名片的主人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凶手如果躲在水面底下就有点麻烦了。”
“这些女人怎么处理？”
“当然必须全都作为调查对象。谁说死者没有社交圈子，你看，一下子就涌出这么多人！”
两人面面相觑。
虽然还没有确认死者是与卖淫有关的皮条客，但如果这种猜测没错，凶手就来自嫖客与女性这两条线路。
此后，叶室洋子很注意媒介的报道，但关于女高中生被杀事件的跟踪报道却从此没有提起。她猜想事件最后也许成了悬案。
死去一个崇尚时髦的女高中生，对社会没有丝毫的影响。看来媒介忙于追踪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早已将被杀的女高中生忘得一干二净。兴许搜查本部也已经解散了。
正在这时，洋子看见另一起杀人事件的报道。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被害人的照片时，洋子月瞪口呆，惊愕不已。
电视画面上映现的不就是那张“古怪的脸”吗？那张像朝臣一样呆板的脸，左右眉毛各剃去一半。电视报道说，那个长相古怪的人在世田谷区的偏僻处被发现时已经被人杀死。
因为是最快新闻，所以被害人的姓名、身份、作案动机都没有作报道。主持人冷漠地报道说，估计是被偶尔路过那里的凶手抢劫钱财而遇害的。
报纸报道得比电视晚，还刊登了被害人的姓名和住所；但是，关于作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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