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乡人说：
“我叫沈良。”老人的声音在继续下去：“我是从舟山来的。”
随后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此后老人不再说话。尽管不再说话，可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刚才交谈的姿态。过了约莫四十分钟，那时候汽车已经接近小城烟了，老人才又说起来。老人此刻的声音与刚才的声音似乎很不相同。他此刻告诉外乡人的，是一桩几十年前的旧事——一九四九年初，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老人的叙述如一条自由延伸的公路那么漫长，他的声音在那桩漫长的往事里慢慢走去。直到小城烟在车窗里隐约可见时，他才蓦然终止无尽的叙述。他的目光转向了窗外。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我们三个人是最后走出车站的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与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我们一起走出了车站，我们大约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这时老人站住了脚。他站在那里十分古怪地看起了小城。我和外乡人继续往前走，后来外乡人向一个站在路旁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什么，于是我就一个人往前走去。
很久以后，当我重新回想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晚开始的往事时，那少女的形象便会栩栩如生地来到眼前。当初所有的情景，在后来的回想里显得十分真实。以至使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生活里确曾出现过一位少女，而不是在想象中出现。同时我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现在我仍然一无所有。我又恢复了更早些时候的生活。我几乎天天夜晚到住宅区去沐浴窗帘之光。略有不同的是，我在白昼也会大胆地游荡在众人所有的街道上。那时候我已不感到别人向我微笑时的危险，况且也没人向我微笑。
在我微薄的记忆里，有关少女的片断，只是从五月八日开始到那次不幸的车祸。车祸以后的情节，在我后来的回忆里化成了几个没有月光的黑夜。我现在走在街道上的心情，很像一个亡妻的男人的心情。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相信曾经有过的那位妻子，在很久以前死去了。
后来有一天，我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写着：杨柳，曲尺胡同２６号。
那天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完全是由于无法解释的理由，我打开了多年来不曾翻弄过的抽屉，我从里面看到了这张纸。纸上写着的字向我暗示了一桩模糊了的往事，我陷入了一片空洞的沉思。我的眼睛注视着窗外的阳光。我把此刻的阳光和残留在记忆里的所有阳光都联结起来。其结果使我注意到了一个鲜艳的花坛旁的阳光。一个护士在那次阳光里向我走来，她的嘴唇在阳光里活动时很美妙。她告诉了我一个名叫杨柳的少女的某些事情。这张纸所暗示的含义，在此刻已经完全清晰了。这张泛黄的纸在此刻出现，显然是为了提示我。多年前我在上海那家医院收费处写下这些字时，并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完全是机械的行为。直到现在，它的出现使我明白了自己当初的举动。因此在我离开此刻寓所窗前的阳光，进入街道上的阳光时，我十分清楚自己走向何处。
曲尺胡同２６号的黑漆大门已经斑斑驳驳。我敲响大门时，听到了油漆震落下去的简单声响。这种声响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一会，才从里面传来犹豫的脚步声。大门发出了一声衰老的长音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看到我时脸上流露了吃惊的神色。
我为自己的冒昧羞愧不已。
然而他却说：“进来吧。”
他好像早就认识我了，只是没有料到此刻我会如此出现。
我问他：“你是杨柳的父亲？”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进来吧。”
我随他进了门，我们走过一个长满青苔的天井后，进入了朝南的厢房。厢房里摆着几把老式的椅子，我选择了靠窗的椅子坐下，坐下时感到很潮湿。他现在以相识很久的目光看着我。那是一个十分平静的男人，刚才开门时他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的平静有助于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来意。
我说：“你女儿——”
我努力回想起当初在花坛旁护士活动的嘴唇，然后我继续说：“你女儿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他说：“是的。”“那时候我正躺在上海那家医院的手术台上，和你女儿死去的同一家医院。”我这样告诉他。我希望他的平静能够再保持五分钟，那么我就可以从车祸说起，说到他女儿临终前献出眼球，以及我那次成功的角膜移植手术。
然而他却没有让我说下去，他说，“我女儿没有去过上海，她一生十七年里，一次都没有去过上海。”
我无法掩盖此刻的迷惑，我知道自己望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他仍然平静地看着我，接着说：“但她确实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那个炎热的中午使我难以忘记，他和杨柳坐在天井里吃完了午饭。杨柳告诉他：“我很疲倦。”他看到女儿的脸色有些苍白，便让她去睡一会。
女儿神思恍惚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卧室。事实上她神思恍惚已经由来已久，所以当初女儿摇晃走去时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内心有些疼爱。
杨柳走入卧室以后，隔着窗户对他说：
“三点半叫醒我。”他答应了一声，接着似乎听到女儿自言自语道：“我怕睡下去以后会醒不过来。”他没有重视这句话。直到后来，他重新想起女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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