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早就跑光啦，咱们是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他的眼前去，我不放心的问： “全村子都看过了？” “家家里都看过啦，连一根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甚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 ”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诌媚的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屯吐吐的说，“俺家里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么？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即他把牛绳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说：“队长看见要枪毙作了！” 差半车麦秸眼光失望的看看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解下来。我大声的咳嗽三声，村周围立刻有几道电光划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的，将要哭泣的低声说，“你看，我把牛绳放下啦！… ”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象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亲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道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的告他说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的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抽卷烟，一边问他： “你知道我们为甚么不能拿着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呐，”他含糊的回答说。 又沉默一忽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一种感慨的声调问我： “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么？”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说。“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 “自然呐，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 “到那时咱们也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的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 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呐！”于是他又快活的笑了起来。 从此他越发的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认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色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道。敌人驻扎在高铁道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的武器，只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的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原野上清脆的向远处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响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的掠过，惊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哒哒的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面划了一道弧线，沿弧线飞腾着尘土的烟雾。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的战抖着，敌人的一辆铁甲车开来了… 分队长原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连二赶三的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面去，跟着发了一道命令：“快跑！”我们象飞一般地离开了铁道，躲到一座小坟园里，静静的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的拿出来他的小烟袋，预备往嘴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股上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进腰里了。他带着不满意的口气向我咕哝说： “枪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亏心事，怕啥呢？” 猛的象打了个霹雷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裂了。敌人的铁甲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路旁的矮树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原野震得一跳。 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和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注意的，从分队长嘴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道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京来… ”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道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先前更凶猛的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的面前正跑着，叫了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拚命的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道线，敌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的从左右临近了。于是我们只好开始退却… 我跑过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拚命的向着马蹄响处射击。我说，“挂彩了么？能跑不能跑？”“腿上呐，”他说。“我留下换他们几个吧… ”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跤，有时滚下沟里… 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对于我全不相干，我只知道拚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弹，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道枪弹并没有射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的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 嗒嗒… ”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写于武汉旅次
提示 姚雪垠（1910－），原名姚冠三，河南省邓县姚营村人。30年代开始文学生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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