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听 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 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 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 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贫贱夫妻 钟理和 下了糖厂的五分车，眼睛注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平妹的影子。我稍感到意外。也许她没有接到我的信，我这样想：否则她是不能不来的，她是我的妻，我知道她最清楚。也许她没有赶上时间，我又这样想：那么我在路上可以看见她。 于是我提着包袱，慢慢向东面山下自己的家里走去。已经几年不走路了，一场病，使我元气尽丧，这时走起来有点吃力。 我离开家住到医院里，整三年了，除开第二年平妹来医院探病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过，三年间无日不在想念和怀恋中捱过。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日子她们在家里怎样度过，过得好？或不好？虽然长期的医药费差不多已把一份家产荡光，但我总是往好里想她，也许并不是想，而只是这样希望着也说不定。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我才放心。 固然我是这样地爱她，但是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 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我们起初在外面，光复第二年又回到台湾，至今十数年夫妻形影相随，很少分开。想不到这次因病入院，一住三年。我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平妹是多么怀念和焦虑，就象我怀念和焦虑一样。 一出村庄，一条康庄大道一直向东伸去，一过学校，落个小坡。有一条小路岔向东北。那是我回家的捷径。我走落小坡，发现在那小路旁——那里有一堆树荫，就在那树荫下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向这边频频抬头张望。 那里平妹呢！ 我走到那里，平妹迎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平妹！”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平妹俯首。我看见她脸上有眼泪滚落，孩子紧紧地依在母亲怀中，望望我，又望望母亲。我离开时生下仅数个月的立儿，屈指算来已有四岁了。 我看着平妹和孩子，心中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平妹以袖揩泪；我让她哭一会儿。三年间，她已消瘦许多了。 “平妹，”在她稍平静下来时我开口问她：“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平妹静静地抬起眼睛，眼泪已收住了，但犹闪着湿光。 “接到了，”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到车站接我呢？” “我不去，”她嗫嚅地说，又把头低下：“车站里很多人。” “你怕人呢？” 我又想起有一次我要到外面去旅行，期间二周，平妹送我上车站时竟哭起来，好象我要出远洋，我们之间有好多年的分离。弄得我的心情十分阴沉。 “你不要别人看见你哭，是不是？” 平妹无言，把头俯得更低了。 我默然良久，又问： “我回来了，你还伤心吗？” “我太高兴了！”她抬首，攀着孩子的下巴：“爸爸呢，你怎么不叫爸爸？在家里你答应了要叫爸爸的！” 这时我们已渐渐地把激动的情绪平抑下来，她脸上已有几分喜意了。 我又问平妹： “你在家里过得好不好？” 平妹凄然一笑：“过得很好！” 我茫然看着，一份愧歉之情油然而生。 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我越看越难过。 “你好象过得很辛苦。”我说。 平妹抽回自己的手。“不算什么，”她说，停停，又忧“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 家里，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宁静下来。 然而在另一面，我又发觉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多么恶劣，我看清楚我一场病实际荡去多少财产，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这思想使我痛苦。 “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留下财产。”晚上上床就寝时我这样说：“有那些财产，你和二个孩子日后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你这是什么话，”平妹颇为不乐：“我巴不得你病好退院回来，现在回来了，我就高兴了。你快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要生气。” 我十分感动，我把她拉过来，她顺势伏在我的肩上。 “人家都说你不会好了，劝我不要卖地，不如留起来母子好过日子。可是我不相信你会死。”过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温静的开口：“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上天会可怜我们。我要你活到长命百岁，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看着我在你眼前舒舒服服地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愿意自己死时你不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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