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choice。”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