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得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錘，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
我的回答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为什么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这么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减少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潘卡吉·米什拉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缠绕我了，我不知道已经回答了多少次？中国的批评家们认为这是我写作的转型，他们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我觉得批评家们神通广大，该写得都写了，不该写得好像也写了，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也进入到了他们的批评视野，有文章认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写作的转型，理由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幸福的生活让我的写作离血腥和暴力越来越远……这个问题后来又出口到了国外，当我身处异国他乡时也会常常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现在，我的印度同行也这样问我，我想是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发布一个非盗版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余华，而不是之后的。法国评论家NilsC.Ahl说《兄弟》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的理由是，一本书有时候会重塑一个作家。一些中国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本人十分赞同。于是《兄弟》出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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