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轰动。展厅里人头攒动，首先从入口处看去，在无数大衣和帽子后面的拍卖台就无法看到。一道挤得紧紧的，也许有二三十排厚的人墙遮住了视线，完全看不见那张铺着绿色台布的长条桌子。我们站在靠入口处，刚好还能偶尔瞥见拍卖人那些有趣的动作。他举着白色的锤子，在垫高的斜面桌旁，宛若一位乐队指挥，调度着全场的拍卖演奏，跨越长得惊人的休止，一再把它引向最急板。他可能像其他小职员一样，住在梅涅尔蒙当或者某个城郊，有两居室，一只煤气灶，一部留声机算是最像样的家当，窗前有几簇天竺葵。而在这里，他面对有头有脸的人们，身穿笔挺的燕尾服，头发涂了润发膏，一丝不乱地分出头路，显然每天三个钟头陶醉于用一把小锤将巴黎最值钱的贵重物品击碎化为金钱，其乐无穷。他以一个杂技演员惯熟的亲切姿态，将来自左边、右边、桌旁、展厅深处的声声喊价——“six-cents，six-cents-cinq，six-cents-dix”——像彩球一样优雅地接过来，又字正腔圆地将这些数字仿佛经过纯化似的传了回去。在这当中，如果喊价冷场，数字涡流阻滞，他便扮演陪酒女郎的角色，以迷人的微笑劝诱道：“personneadroite？Personneagauche？”或者在两眉之间添上一道细微而生动的皱纹，用右手举起一击重如九鼎的象牙锤子吓唬道：“J-adjuge！”，或者笑眯眯地说一句：“Voyons，Messieurs，c-estpasdutoutcher。”在这中间，他跟这位那位熟人以行家的方式打打招呼，狡黠地朝一些出价者使使鼓动的眼色。他以平淡而应有的明确声调，开始极其枯燥地报出每一件新的拍卖品：“lenumerotrenre-troes”，而随着价格不断上涨，他那男高音便越来越自觉地升入扣人心弦的境界。整整三个钟头，有三四百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贪婪地一会儿盯住他的嘴唇，一会儿盯住他手里那把有魔力的小锤子，对此他显然很得意。其实他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用于无章可循的喊价，而自以为说了算的惑人错觉使他醉醺醺地有了一种自信。虽然他像孔雀开屏那样有声有色，可是我在心里不免下了断语：他做那些夸张的手势，事实上只是给我这位朋友帮了非帮不可的忙，就是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像上午那三只逗人发笑的小猴子一样。
暂时我这位精明的朋友还不能从这种同谋的协助中有所收益，因为我们仍然站在最后一排。要想穿过密集的、暖烘烘的、不易推开的人群，一直往前硬挤到拍卖台旁边，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我又意识到，在这个有趣的行当中，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还幼稚得很哩。我这位同伴，这位有经验的能手兼专家早就懂得：每次总是在锤子最终落下来的那一个瞬间——那个男高音正在欢叫：七千两百六十法郎！——在这短促的一刹那，情绪缓和了，人墙松动，一个个亢奋的人头低垂下来，商人们把价格记进目录册里，不时有看热闹的人离去，挤紧的人丛透了一会儿气。正是这一片刻，他神速地加以利用，低着头像一枚鱼雷往前直冲。猛地一动，他便穿过了四五排人。我不是下过决心要帮助不存戒心的人吗？可我一下子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竟没有看住他。虽然现在我也向前面挤去，但一转眼拍卖又已开始，人墙重新闭合了。我被夹在拥挤不堪的人丛里动弹不得，犹如陷在烂泥里的手推车。真要命，这热烘烘、粘糊糊的人堆。前前后后全是陌生人的身躯，全是陌生人的衣服，彼此靠得这么近，旁边有人咳嗽一声都会震动我的五脏六腑。难以忍受的还有那空气，闻起来像灰尘，有一股霉味，酸味，特别是汗味，就像在任何钱字当头的地方那样。我热得直冒气，想抽出手来解开上衣掏取手帕。可是不行，我给卡得太紧了。不过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我不就此罢休。我缓慢地，不停地往前挤去，又挤过一排，再挤过一排。唉，太晚了！那件栗黄色外套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悄然躲在人群里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他在身边便是危险。只有我明白，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由于一种莫名的焦虑而发抖，这个倒霉鬼今天一定要栽大跟头。每一秒钟我都在等待着什么人突然叫起来：“Auvoleur！”这时将乱作一团，人声鼎沸。有人会把他拖出去，扯住他那件外套的两只袖管。我无法解释，我怎会这样恐惧，这样肯定，认为今天，就是今天他一出手必定会倒霉。
可是，嘿，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见有人喊，不见有人叫，相反地，突然那喳喳声，沙沙声，嗡嗡声全没有了。一下子静得出奇，仿佛这两、三百人约好了似的都屏着呼吸。现在大家都加倍紧张地朝拍卖人看去。他往后退了一步，来到灯架下面，他的额头闪耀着，显得特别庄严。现在轮到要拍卖重头货了。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花瓶，是三百年前中国皇帝至为亲善地派使者赠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如同许多其他物件那样，这只花瓶在革命期间曾经不可思议地从凡尔赛宫消失过。四名穿制服的侍役抬着这个珍贵的拍卖品——一个洁白晶莹、散布着蓝色纹理的圆形物件，特别小心地，同时有意郑重其事地把它放在台子上。拍卖人庄重地清清嗓子，然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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