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送回法国；警官在权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该把他当作逃兵还是当作一个无证件的外国人来对待；村秘书立刻排除上面提到的后一种可能性，这要地方上养活一个外来人，还要为他准备住处。一个法国人叫了起来，人们对这个可怜的俄国兵不该这样顾虑重重，他可以劳动或者遣送他回去；两个妇女激烈地反对说，他的不幸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让人背井离乡到外国打仗，这才是一种犯罪。这个偶然的事件几乎要引起一场政治上的争吵。这时突然一位老先生，丹麦人——一在此期间他来到此地——一断然表示，他愿为这个人付八天的生活费用，这期间行政当局应同领事馆进行交涉达成协议。
这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即使官方之间，也使持不同意见的个人之间都避免了争吵。
在越来越激烈的争辩中间，这个逃兵慢慢地抬起畏怯的目光，老是望着饭店老板的嘴唇，他知道，在这场争论中，这是唯一能告诉他该怎么办的人。他对由于他的出现而引起的这场争吵显得无所谓，现在当争吵声平静下来时，他不由自主地在寂静中间向老板抬起乞求的双手，就像女人在圣像面前祈祷那样。这令人感动的姿势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老板亲切地走上前去安慰他，告诉他不要怕，他可以住在这里，在旅馆会有人照料他的。这个俄国人要吻他的手，可老板迅速把手抽了回去。随后老板把邻近的一座小旅馆指点给他，他可以住在那里，有吃的东西，又再次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安慰他；之后他顺着马路走回自己的饭店，临行时还再次和蔼地同他示意作别。
这个逃亡者动也不动地凝视着老板的背影，在人群中间，只有这个人懂得他的语言。他畏息地躲在一边，一度明亮的脸色又阴沉下来。他眷恋的目光直到老板的背影消逝在位于高处的饭店才垂了下来，对其他人则望也不望。那些人对他的这番举止感到惊奇，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人同情地动了动他，让他进旅馆去，他垂下沉重的双肩，耷拉着脑袋走进门去。有人给他打开睡房的房门。他蜷缩在桌旁，女仆把一杯烧酒放在桌子上表示欢迎。他整个上午动也不动地茫然地坐在那里。村里的孩子们不时地从窗外窥视，大声笑着，朝他喊叫，他连头都不抬，一些人走进房来，好奇地观察着他，他目光不动地盯着桌子，弯着腰坐在那里，爱总、羞赧、中午吃饭的时候，饭堂里集聚着一大群人，笑语喧哗，他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可他一个字也不懂。当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是如此可怕的陌生，在喧嚣嘈杂的人群中间他又聋又哑地坐在这里时，他的双手哆喀起来，几乎连用勺子舀汤都自不出来。墓地．两行粗大的泪水顺顿滚下，沉重地落在桌上。他爱怯地环望一下四周。其他人看到他流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他感到羞愧，把沉重、蓬乱的脑袋越来越低地垂向黑色的桌面。
直到傍晚，他一直这样坐着。人们来来往往，他对此毫无感觉，而那些人也不再理会他了。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本身就像一截阴影，双手沉重地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股陇中突然立起身来，像只野兽似的闷闷地顺着路向那座饭店走去。走到门前，他手中托着帽子，站在那里，一个钟点，两个钟点动也不动，对谁都不看一眼。在饭店的入口处，光线黯淡，他犹如半截枯树，僵直、黑黝黝地竖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终于这个奇怪的景象引起了饭店的一个小伙计的注意，他把老板叫了来。当老板用俄语向他打招呼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又泛起少许的光泽。
“你要做什么，鲍里斯？”老板亲切地问道。
“请您原谅。”这个逃亡者讪讪地说，“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当然咯，鲍里斯，你可以回家。”被问者微笑着回答说。
“明天行吗？”
这下子老板也变得认真起来。当他听到这乞求的话时，笑容从他脸上消逝了。“不行，鲍里斯，现在还不行。得战争结束才可以呐。”
“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上帝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
“不能早～些？我不能早一些走？”
“不能，鲍里斯。”
“很远吗？”
“很远。”
“得走许多天？”
“许多天。”
“先生，我还是要走！我身强力壮。我不会累的。”
“你没法走的．鲍里斯。这中间还有国境。”
“国境？”他呆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太陌生了。随后他固执地一再说：“我会游过去的。”
老板几乎要笑起来，但这却使他感到难过啊，于是他和蔼地解释说：“不行，鲍里斯，这不行啊。国境，就是另一个国家。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可我并没有得罪他们啊！我早就把我的枪扔了。我哀求他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我老婆那里？”
老板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不行啊，”他说，“他们不会放你过去的，鲍里斯。现在人都不再听基督的话了。”
“那我该怎么办，先生？我总不能呆在这里啊！这里的人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他们。”
“这你可以学会的，鲍里斯。”
“不，先生，”俄国人垂下了头，“我学不会。我只能在地里干活，除了这我什么也不会。
我在这儿能做什么？我要回家！您指给我路好了！”
“现在没有路，鲍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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