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的藏画，于是我很快编造了一个借口，说约了他人共进午餐。能参观他的藏画，这对我来讲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荣幸，只是要到下午三点以后，那时我会非常高兴地前来的。
“就像是被人拿走了最心爱的玩具一样，老人一如孩子般地一边生气一边转过身来，咕哝着说道：‘这当然喽！这些柏林来的大老板们总是忙得抽不出时间来。可这次您一定得抽出时间来，因为这不只是三幅五幅，而是27本夹子，每一本都是不同大师的作品，而且没有一本不是夹得满满的。那好吧，下午三点，但一定要准时，否则我们就看不完的了。’
“他又一次向空中朝我伸出手来，‘您准备留神专心看吧，您会高兴的——也允许恼火。而您越是恼火，我就越高兴。我们收藏家都是这样的：一切为我们自己，一点儿也不留给他人！’接着他再一次使劲地跟我握起手来。
“那个老妇人陪我走到门口。在刚才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她一直又尴尬又害怕和担心着什么。现在，到了大门口，她这才尽量小声地结结巴巴说道：‘可以让她……可以让她……我的女儿安娜玛丽在您来我家之前去接您吗？这样会好一些，因为……因为种种原因……您大概是在旅馆里用膳吧？”
“‘是的。您女儿能来接我，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说。
“果然，一个钟头之后，当我在集市广场边上那家旅馆的餐厅刚刚吃完午饭时，一个衣着简朴年纪较大的姑娘走进餐厅来找人。我朝她走过去，自我作了介绍，并告诉她，我已准备就绪，可以立即同她一块儿去看那些藏画。可是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并且表现出和她母亲一样的惊慌、不安的窘态来，问我能否先跟我讲几句话。我很快发现，她似有难言之隐。每当她鼓起劲来要说话的时候，这片不安的、飘浮不定的红晕便一直升到额角，她的手一直摆弄着衣服。最后，她终于开始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一边说着一边又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是我母亲叫我您这儿的……她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们有一事相求于您……我们是想在您去见父亲之前把情况都告诉您……父亲当然想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是这些藏画……这些画……也不复完整了……缺了好几幅……甚至缺了非常多，真是太可惜了……’
“说到这儿，她又不得不喘口气，然后她突然看着我，急匆匆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您清楚现在的局势，您能理解这一切的……我父亲是在大战爆发以后完全失明的。在此之前，他的视力老是不济，一激动使他的视力就一下子完全丧失了——尽管已是76岁高龄，他原本还打算要去参军与法国作战，当后来部队并没有能够像1870年那样胜利前进时，他就大为生气，打那时起他的视力就可怕地急速恶化。除了眼睛有点毛病外，他本来身体还算硬朗，就在不久前他还能一连好几个小时地散步，甚至还去从事他心爱的狩猎。可现在他根本不可能再去散步了，他的藏画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所在，他每天都要看他的藏画……这就是说，他看那些画夹其实是看不见了，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但他每天下午都要把所有的画拿出来，至少可以摸一摸，一张一张地摸，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按照几十年来他已背得烂熟的顺序……他如今对其它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得将报上各种拍卖的消息都读给他听，他听见价线升得越高就越开心……因为……这一点真可怕，父亲对于物价和时势一无所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已倾尽所有，他也不知道，靠他那点儿退休金，还不够两天的生活花费……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妹夫阵亡了，留下我妹妹带着四个孩子……可是我们物质上的困难，父亲却一点也不知道。开始，我们拼命节省，比以前还要节省，但这无济于事，然后我们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我们当然不碰他那些心爱的藏画……我们变卖了仅有的那一点首饰，可是，我的天，这又值得了几个钱！60年来，父亲把尽可能省下来的每一个芬尼统统用来买他的画去了啊。然而，有一天家里实在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一无所措，真不知道这该怎么活下去……所以这时候……所以这时候……母亲和我卖掉了一幅画。父亲要是知道的话，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卖他的画的。他也不可能知道，从黑市上去弄回一点食物是多么艰难，他也不知道，我们惨遭战败，阿尔萨斯和洛林已割让出去，我们念报时也不再把这类消息念给他听，免得他生气和激动。“我们卖掉的，那是一幅非常珍贵的伦勃朗的铜版画。那个商人也付给了我们好几千马克，我们指望着靠他来维持几年的生计。可是您也，货币贬值得多么厉害……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部存进了银行，可两个月之后这笔钱被贬得化为乌有了。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再卖一张，又卖一张，而且商人总是拖很久才付款，等钱寄到时，已经值不了多少了。后来我们就去拍卖行试试，可是在拍卖行里，我们也还是被人欺骗，尽管一开价就是几百万……当那几百万到了我们手上时，已变成毫无价值的一堆废纸了。就这样，父亲的收藏中最好的画幅，甚至几幅名画，都一一被卖出去了，仅仅是为了维持我们最可怜最贫困的生活。父亲对此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您今天突然来到，让母亲吓了一跳，……因为只要父亲打开那些画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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