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①埃斯特哈西，匈牙利贵族，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官居显要。
②施瓦尔岑贝格，十九世纪以来的奥地利望族，官居显要。
③伊松佐河，流经今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注入亚德里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边境地区曾有过多次激战。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巴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①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①科尔诺伊堡，奥地利多瑙河畔城市。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①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①巴纳特，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一部分属南斯拉夫，一部分属罗马尼亚，农产、矿产均丰。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家中桌上的织花台布。然而不管你扔进多少东西去都是白费，这个黑——的无底洞是填不满、堵不死的，你每天织毛衣直到深夜，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自家两人挤在厨房里睡也无济于事。只有睡觉，还是你能享用的惟一东西，惟一不花钱的东西。夜深了，由于辛苦忙碌奔波而消瘦、苍白的童贞之身，还可以颓然扑倒在床垫上六七个小时，把这个暗无天日的年月暂时忘掉。
再往下是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岁，不是常被称为风华正茂之年吗？然而谁也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怎样用这一点点越来越少的钱打发日子？这时稍稍好了一点：那位参事叔父再次帮忙，亲自到邮政管理局他的牌友那里去了一趟，讨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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