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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