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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