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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