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恋人向我的知心朋友布施，感到痛苦而可笑。
在这一段日子里，博比读了《绿衣亨利》和《塞尔德维拉的人们》①，并且熟悉了这些书里的世界；这样，我们就靠《施莫勒的潘克拉茨》、《阿尔贝图斯·茨维汉》和《三个正直的制梳匠》而得到了共同的挚友。我一度考虑该不该给他读点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②的书，但把握不定，因为我觉得，迈耶尔的语言过分简练，这种拉丁式的言简意赅博比是不会欣赏的，另外，我也生怕让这宁静中有欢快的眼睛看到历史的深渊。我于是打消此念，给他讲了圣方济格的事迹，让他读默里克③的短篇小说。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经常在水獭池边全神贯注地观赏种种如寓言里所描写的水中奇景的话，那末，默里克的关于美丽的劳的故事一多半他不能欣赏，对这番话我感到很新奇——
①《塞尔德维拉的人们》也是凯勒所作，中篇小说集，1856年初版，1874年增订版，共十篇（包括下文所述三篇）。
②康·费·迈耶尔（1825—1898），瑞士作家，以历史小说见长。
③埃杜阿尔德·默里克（1804—1875），德国作家。
我们如何渐渐地进入以“你”相称的兄弟般的关系，这个过程颇为有趣。我没有提出过，他更是无从接受，但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用“你”来称呼，完全出于自然。有一天，我们偶然察觉了。不禁哈哈大笑，于是就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了。
初冬来临，我们不能再外出，我又在博比姐夫的起居室里一呆便是一个晚上。我这时才发现，新友谊的获得可不是完全没有牺牲的。木匠一直愁眉苦脸，冷冰冰地爱理不理。久而久之，不仅博比这个无用而累赘的寄食者，甚至我同博比的关系都使他感到讨厌。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整个晚上愉快地同那个瘫痪病人说说笑笑，这位屋主人却气鼓鼓地坐在一旁读报。他同自己的妻子也意见不一了，她往常是百依百顺的，这一回也坚持己见，不答应把博比安置到别处去。我几次想劝他心平气和一些，或者向他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可是无从谈起。他甚至变得刻薄了，讥诮我同这个废人的友谊，这使博比日子过得很不愉快。我每天同病人一起呆很长时间，但是房间本来就狭窄，我们两个自然非常碍事，不过我还始终希望木匠会和我们亲近，会慢慢地爱这个病人。最后，我落得个左右为难，任何事情，做也不成，不做也不成，不是得罪了木匠，便是侮慢了博比。我一向反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匆忙做出决定，在苏黎世的时候，理查德就已经把我叫作犹豫者彼得，于是我一连几个星期地观望着，老是担心会失去其中一个或者他们两个的友谊，苦恼得很。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越来越令人不快，我又常去酒店解闷。一天晚上，这种讨厌的情况又惹得我非常生气，我就到一家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灌了好几升来冲刷恶劣的心情。我好不容易撑着身子走回家去，这是两年以来的头一回。翌日，如同以往狂饮后一样，我神清气爽，便鼓足勇气去木匠家，决心最终结束这出喜剧、我向他建议，他可以把博比交给我来照管；他听了并无反感的表示，考虑了几天以后也当真同意了。
我紧接着带着我可怜的驼背迁进新租的寓所。我觉得自己仿佛结了婚，结束了习以为常的单身汉生活，两个人有条有理地过起日子来了。尽管一开始在经济开销上有过几次失败的试验，但还能行。请了一个女佣人天天来打扫、收拾、洗刷。饭食让人送到家来。不久，我们两人一起生活得十分温暖而舒适。我不得不放弃无忧无虑的或近或远的徒步旅行了，当时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可怕。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位朋友静静地呆在身边，甚至使我安心，给我以促进。侍候病人，尤其是给他穿衣脱衣，我可从未做过，起初并不怎么乐意、但是，我的朋友是那么有耐性，又那么感激不尽，使我感到羞愧，便尽力精心服侍他。
我很少再去那位教授家，但常去拜访伊丽莎日，不管怎么说，她的家始终对我具有吸引力。我坐在那里，饮茶或者喝上一杯酒，瞧她如何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有时也会突然冒出种种多愁善感的情绪，虽说我一直用嘲笑的态度来对付自己心中一切可能产生的维特式的感情。不过。这种软弱无力的、少年人在爱情上的自私心最终被我击退了。我和她之间真正的关系，大概是一种微妙的、秘而不宜的战争状态，我们见了面很少不不伤和气地斗嘴的。这个聪明的女人，思想敏捷，又脱不了女性的脾气，有点放纵了自己的才思，遇上我这样的性子。既爱慕别人又待人粗暴，倒也还合得来。从根本上说，我们两个都十分尊重对方，所以，在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反倒可以激烈地争吵。我尤感滑稽可笑的是在她面前为独身生活辩护，而不久以前，我还一心想同她结为终生伴侣。我甚至敢拿她丈夫来打趣她。她丈夫是个有为的青年，为有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妻子而自豪。
旧日的爱情之火暗暗地在我心中继续燃烧。但已下再是先前那种要吞噬一切的熊熊烈焰，而是安全持久的余烬，它使心灵保持青春，有时在严冬的夜晚还能让无望的老单身汉温暖他的手指。自从博比和我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并使我真正懂得了一个人恒久地真诚地为人所爱时的心情以来，我可以毫无危险地让我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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