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上，索托向镜头展示证物箱，并将其翻转过来，博斯可以看到各面和接缝处都是完好的，接缝处都封有八十年代使用的标签。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警局使用的都是红色证物胶带，一旦篡改，胶带便会破裂脱落。而在一九八八年，密封证物箱使用的是印有“洛杉矶警察局已分析证据”字样并附带签字和日期填写处的白色长条标签。
索托不耐烦地摆弄着箱子，博斯看得出她认为他们是在这个箱子上浪费时间。至少在那时，她仍旧是站在博斯这边的。塔普斯科特将镜头拉近到箱子顶部接缝处的封签上，博斯在箱子顶部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到自己的签名和“1988年9月9日”这一日期。
他知道审判结束后箱子封签上写的是这个日期。博斯交还物证，将箱子封起来，然后保存在档案馆中，以应对上诉导致判决被推翻、他们需要再次接受审判的情况。博德斯一直没有上诉，箱子大概也就一直待在档案馆里，没有在后来断断续续的陈旧证物清理中被清理掉，因为博斯清楚地在箱子上标了“187”这一数字。
这个数字是加利福尼亚的谋杀案刑事代码，在证物储存室里的意思是“别扔”。在塔普斯科特摆弄箱子的过程中，博斯认出了自己的习惯性行为。他会在箱子各条缝上，包括箱底，都贴上证物封签。在警局改用红色证物胶带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
“倒回去，”博斯说，“让我再看看签名。”塔普斯科特把手机拿回去，调整视频，然后将画面暂停在了博斯签字的封签上，给它来了个特写。他将屏幕伸向博斯，博斯探身仔细看了看。签名有些褪色，不好认，但看起来没有问题。
“好了。”博斯说。塔普斯科特又继续播放视频。屏幕上，索托用拴在检查桌上的美工刀划开标签，打开了箱子。在将包括被害人衣物和装有她指甲屑的信封等物品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她边拿边一件件地报出物品的名字，以便有准确的记录。
在她报出的物品中有一个海马吊坠，这是指控博德斯的关键证据。视频还没结束，塔普斯科特就把手机抽了回去，关掉回放，然后把手机收了起来。“看来看去都还是这些，”他说，“没人乱动过箱子，哈里。从审判结束后你贴上封签的那天开始，里面的东西就一直在那儿。
”作为一个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让博斯很不舒服。他把这份不爽搁置一旁，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坚信自己将一名残虐成性的杀人犯送进监狱是正确的，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考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最后，他问道：“他们从哪儿找到的？
”“找到什么？”肯尼迪问。“DNA。”博斯说。“在被害人睡衣的底边找到了很少一点。”肯尼迪说。“一九八七年那会儿很容易会被忽略掉，”索托说，“当时他们很可能只是用不可见光照了一下。”博斯点了点头。“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问。索托看向肯尼迪，这个问题得他回答。“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下周三将在107法庭就人身保护动议举行听证会，”检察官说，“我们会和博德斯的律师一起请求霍顿法官推翻判决，免除博德斯的死刑。”“我的天哪。”博斯说。
“他的律师还通知了市政府，说他将会提出索赔，”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已经与市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希望协商出赔偿方案。金额很可能会达到七位数。”博斯低头盯着桌子，他无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对视。“我还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说，“如果没有达成赔偿方案，他再向联邦法院提出索赔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责任了。
”博斯点了点头。他心中早已了然。如果洛杉矶选择不保护他的话，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权利索赔，博斯就得自己承担赔偿。鉴于两年前起诉洛杉矶，要求恢复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难在市检察官办公室找到一个愿意保护自己免于博德斯索赔的人。
接着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巨额赔偿款，他会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份在他离世后才能由他女儿继承的保单。“非常抱歉，”索托说，“如果有其他……”她还没说完，他就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她的眼睛。
“九天。”他说。“什么意思？”她问。“听证会在九天后，在此之前，我必须搞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哈里，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五周了。什么都没有。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奥尔默。我们只知道博德斯案发生时，奥尔默还是自由身，并且他当时就在洛杉矶，我们找到了工作记录，但DNA就是DNA。
在她的睡衣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DNA，而这个男人后来被证明犯了多起绑架强奸案。所有案件都是非法入室，和斯凯勒的案子非常相似，只是没有出现死亡。我是说，看看这些事实。世界上没有地方检察官会认为这个案子不是奥尔默做的。
”肯尼迪清了清嗓子。“我们今天过来是出于对你以及你过去所办案件的尊重，警探。我们不想因此引发敌意，那样对你没有好处。”“你认为我过去查清的其他案子就不会受这件事的影响？”博斯说，“你给这家伙开了头，就是给其他所有我送进监狱的人都开了头。
如果把责任归咎于实验室，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切都会受到影响。”博斯向后靠着，眼睛盯着他曾经的搭档。他一度是她的良师益友。她必须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事实就是事实，”肯尼迪说，“我们有责任。‘宁可错放一百，不可误关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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