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公开听证时，法庭会考虑你的这一诉求。不过我还是要说，博斯警探多年来多次在本庭做证，我从未对他的人品有任何怀疑。”博斯向法官点头致意，感谢他的善意支持。“请继续，哈勒先生。”霍顿说。“好吧，那我们继续。
”哈勒边说边打开讲台上的文件袋，“法官大人和在座各位应该都清楚，克罗宁先生曾经担任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代理人，而那个案子最后以奥尔默被判有期徒刑告终，直到奥尔默于两年前去世。该案中，正是DNA这一关键证据将奥尔默与多起连环性侵案联系起来，并导致奥尔默被指控。
现在我想向法庭提交一份从该案档案中找到的法庭命令。这份法庭命令要求检方从辩护人身上提取DNA样本送检。”肯尼迪起身抗议。“法官大人，对方律师试图说明克罗宁当年拿到奥尔默的DNA样本后私自留存了一些，在多年后的案件中用来帮助他另一位当事人免除死刑。
这样的理论简直可笑至极。哈勒先生应该十分清楚克罗宁先生根本接触不到奥尔默的DNA样本，证据链的有关工作规程要求证物在实验室之间安全运输。哈勒先生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在浪费法官大人的时间。”哈勒摇摇头，笑了笑。
“我胡说八道？法官大人，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究竟是谁在胡说八道。我并不是说在奥尔默庭审之前证物在实验室之间的运输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辩方在庭审时并未对这份DNA证物提出疑问，而是称双方的性行为是自愿的，而且辩方对DNA证物的匹配是认可的，但是庭审后证物的归档并未完成。
按照肯尼迪先生刚刚一直吹嘘的证物处理规程，私人实验室没使用的基因材料在案件审理完成后必须全部归还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保管。但实际上，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并没有该案的基因证物材料被归还的记录。这就是说证物失踪了，法官大人，证物是从为克罗宁先生工作的实验室手上失踪的。
”这回轮到克罗宁起身抗议了。“这太荒唐了，法官大人。那份材料从未经过我的手，我对实验室是否归还那份材料更是毫不知情。这真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罪名——”“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开的是闭门会议，”霍顿说，“大家都就事论事。
哈勒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有几份文件要呈递法庭，”哈勒说，“第一份文件是市副检察官塞西尔·弗伦奇的信。这封信证明普雷斯顿·博德斯已经向市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市政府对洛杉矶警察局由于不当调查造成其被误判死刑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这份申诉正是由兰斯·克罗宁律师提出的。信中并未提及博德斯申请赔偿的金额，毕竟现在为时尚早。不过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因市政府雇员的栽赃陷害被判死刑关了将近三十年，他申请赔偿的金额至少也要数百万美元。”克罗宁又要起身，不料霍顿先他一步抬起一只手，就像交警拦截车辆一样，克罗宁只得缓缓坐下。
哈勒继续说。“另外，”他说，“我这里有一份圣昆廷监狱的访客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兰斯·克罗宁从去年一月起便开始定期约见普雷斯顿·博德斯。”“他毕竟是博德斯的律师，”霍顿说，“律师约见狱中的当事人，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吧，哈勒先生？
”“当然没有，法官大人，只不过约见狱中死刑犯的必须是他的正式出庭律师。克罗宁去年一月才正式成为博德斯的出庭律师，而短短几个月后他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致信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说出了奥尔默所谓的死前忏悔。
”博斯差点笑了出来。克罗宁接手博德斯案的时间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却仍然觉得可疑，而哈勒引导法官的方式更是完美。博斯将胳膊搭在旁边的空位子上，顺便扫了一眼坐在他右手边的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他们看起来在认真地倾听哈勒的陈述。
“还有，”哈勒说，“如果法庭准许我方的介入动议，我方准备传唤的证人将证明申诉方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中的关键内容存在可疑之处。比如，申诉方将其庭审辩护律师大卫·西格尔先生描述成一个品行败坏之人，说西格尔先生在庭审时唆使博德斯做伪证，让他说在自己公寓中找到的关键证物——海马吊坠——并非被害人那一个，而是博德斯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那一个。
”“你方证人可以推翻这一证词？”霍顿问道。“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说，“我方请到了大卫·西格尔先生本人。他愿意证明所谓他已经过世的报道以及他在一九八八年的庭审中唆使当事人做伪证的说法均与事实不符。他也愿意证明博德斯先生当年的证词完全是他自己为了解释被害人的首饰为何在他手里而故意捏造的。
”肯尼迪和克罗宁都立即起身抗议，但克罗宁还是让肯尼迪先说。“法官大人，这太荒唐了，”肯尼迪说，“即便大卫·西格尔确实健在，他的证词却是公然违反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法庭根本不能采信。”“法官大人，肯尼迪先生的说法我不能苟同，”哈勒说，“博德斯先生在申诉中不仅恶意中伤我的当事人博斯警探，还披露了当年的辩护策略，并试图诋毁辩护律师的名誉，是他违反保密义务在先。
我有一份视频资料要提交法庭，这是六天前西格尔先生接受采访的一段录像。视频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健在，并且思路清晰。他对博德斯先生及其律师的诽谤进行了驳斥。”哈勒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存储着视频资料的U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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