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接着我开始想该怎样去挣，一想到挣钱，我就联想到伯爵，想到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在蒙马特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想起勃莱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可笑的事儿。这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想到自己在祈祷，就感到有点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干了。阳光热辣辣的，我靠着一些建筑跨过广场，顺着小巷走回旅馆。
那晚吃晚饭时，我们发觉罗伯特.科恩已经洗过澡，刮过胡子，理了发，洗了头，并且为了使头发不翘起来，洗完后还擦了点什么油。他很紧张，我也不想宽慰他。圣塞瓦斯蒂安来的火车九点到达，如果勃莱特和迈克来的话，他们该坐这一趟。九点差二十分，我们还没有吃完一半，罗伯特.科恩就从饭桌边站起来，说他要到车站去。我存心戏弄他，就说要陪他一起去。比尔说，要他离开饭桌可得要他的命。我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走到车站。我因科恩神经紧张而幸灾乐祸。我希望勃莱特在这班火车上。火车到站晚点了，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黑地里，坐在推行李的手车上等着。我在非战时的生活中，从没见过一个人象罗伯特.科恩此时这么紧张，这么急切。我感到怪有趣的。这种高兴的情绪是恶劣的，可我的情绪确是很恶劣。科恩就有这种奇特的本事，他能在任何人身上唤起最丑恶的本质。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远在高地另一头的下坡传来火车汽笛声，然后看见火车的前灯从山坡上一路过来。我们走进车站，和一群人一起紧挨在出站口站着，火车进站停下，旅客开始通过出站口走出来。
人群里没有他们。我们一直等到旅客全部出了站，乘上公共汽车、出租马车或者和他们的亲朋穿过黑暗朝城里走去。
“我早知道他们是不会来的，”罗伯特说。我们走回旅馆。
“我倒以为他们可能会来的，”我说。
我们走进旅馆时，比尔正在吃水果，一瓶酒快喝光了。
“没来，呃？”
“是的。”
“明儿早晨给你那一百比塞塔行吗，科恩？”比尔问。“我的钱还没有换呢。”
“嘿，不必了，”罗伯特.科恩说。“我们赌点别的吧。斗牛赛能赌吗？”
“可以嘛，”比尔说，“但是大可不必。”
“这等于拿战争来打赌一样，”我说。“你不必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得失心。”
“我太想看斗牛了，”罗伯特说。
蒙托亚走到我门餐桌边来。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是给你的。”他把电报递给我。
电文是：夜宿圣塞瓦斯蒂安。
“这是他们打来的，”我说。我把电报塞进口袋。要在平时我就给大家看了。“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过夜，”我说。“他们向你们问好。”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驱使我去调弄他。当然，今天我明白了。他的艳遇使我感到一种毫无理性的、跟人过不去的忌妒。尽管我把这回事看作理所当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触。我当时确实恨他。我看，起先我也并不真心恨他，直到他在就餐时表现出那种无所不知的样子——这还不算，还去理发、洗头、搽油什么的闹了一通。所以我把电报装进了口袋。电报反正是打给我的嘛。
“就这样吧，”我说。“我们该乘中午的公共汽车到布尔戈特去。他们要是明儿晚上到的话，可以随后再来。”
从圣塞瓦斯蒂安开来的火车只有两班，一班是清晨到，另一班就是方才我们去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科恩说。
“我们越早赶到河边越好。”
“什么时候走对我都一样，”比尔说。“越快越好。”
我们在“伊鲁涅”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然后出来走一小段路到了斗牛场，再穿过一片地，在悬崖边的树丛下俯视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河流，回来后我早早就上床了。比尔和科恩在咖啡馆大概一直待到很晚，因为他们回旅馆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三张到布尔戈特去的公共汽车票。车子预定在两点开。没有再早的车了。我坐在“伊鲁涅”看报，只见罗伯特.科恩从广场上走过来。他走到桌边，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这家咖啡馆很舒适，”他说。“昨晚你睡得好吗，杰克？”“睡得象死过去一样。”“我没睡好。我和比尔在外面待得也太晚了。”
“你们上哪儿去啦？”
“就坐在这里。等这儿打了烊，我们到另外那家咖啡馆去。那里的上了年纪的主人会讲德语和英语。”
“是苏伊佐咖啡馆。”
“就是那家。那老头挺好。我看那家咖啡馆比这家好。”
“那边白天不怎么好，”我说。“太热了。告诉你，我已经买好车票了。”
“今天我不走了。你和比尔先走吧。”
“你的票我已经买了。”
“给我吧，我去把钱退回来。”
“五比塞塔。”
罗伯特.科恩拿出一个五比塞塔的银币给我。
“我得留下，”他说。“你知道，我担心发生了差错。”
“怎么，”我说。“他们要是在圣塞瓦斯蒂安一玩起来，三四天之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就是嘛，”罗伯特说。“我怕他们指望在圣塞瓦斯蒂安同我碰头，因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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