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一醒过来就走到窗前往外探望。天已经放晴，山间没有云雾。外面窗下停着几辆二轮马车和一辆篷顶的木板因受风雨侵蚀而已破裂的旧驿车。在使用公共汽车之前，它该就被遗弃在这里了。一只山羊跳到一辆二轮马车上，然后跳上驿车的篷顶。它向下面其它山羊伸伸脑袋，我向它一挥手，它就蹦了下来。
比尔还在睡觉，所以我穿好了衣服，在室外走廊上穿上鞋子，就走下楼去。楼下毫无动静，因此我拉开门闩，走了出去，一清早外面很凉。风停了以后下的露水还没有被太阳晒干。我在旅店后面的小棚里走了一圈，找到一把鹤嘴锄，走到溪边想挖点虫饵。溪水很清、很浅，但是不象有鳟鱼。在湿润多草的溪边，我用锄头朝地里刨去，弄松了一块草皮。下面有蚯蚓。我把草皮拎起，它们就游走了，我仔细地挖，挖到了好多。我在这湿地边挖着，装满了两个空烟草罐，在蚯蚓上面撒上点细土。那几头山羊看着我挖。
我回到旅店，女掌柜在楼下厨房里，我吩咐她给我们送咖啡，还给我们准备好中饭。比尔已经醒了，正坐在床沿上。
“我从窗子里看见你了，”他说。“不想打搅你。你在干什么？把钱埋起来吗？”
“你这条懒虫！”
“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卖力？太好了。我希望你天天早晨都这样做。”
“快点，”我说。“起来吧。”
“什么？起来？我再也不起来了。”
他爬进被窝，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边。
“你试试看，能不能说服我起来。”
我顾自找出鱼具，把它们通通装进鱼具袋里。
“你不感兴趣？”比尔问。
“我要下楼吃早点了。”
“吃早点？方才你为什么不说？我以为你叫我起床是闹着玩的。吃早点？太好了。现在你才讲道理了。你出去再挖点蚯蚓，我这就下楼。”
“呸，你见鬼去吧！”
“为大家的福利干去吧。”比尔穿上他的衬衣内裤。“流露点俏皮和怜悯来吧。”
我带上鱼具袋、鱼网和钓竿袋走出房间。
“嗨！回来！”
我把头探进门里。
“你不流露一点儿俏皮和怜悯？”
我用拇指顶在鼻子尖上，冲着他做个轻蔑的手势。
“这不好算俏皮。”
我下楼的时候，听见比尔在唱，“俏皮和怜悯。当你感到……来，给他们说点俏皮的话儿，给他们说点怜悯的话儿。来，给他们说点俏皮的活儿，当他们感到……就这么来一点儿俏皮话。就这么来一点儿怜悯话……”他从楼上一直唱到楼下。用的是《我和我的姑娘行婚礼的钟敲响了》那支歌的曲调。我这时在看一份一星期前的西班牙报纸。
“这一套俏皮和怜悯的话儿是什么意思？”
“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俏皮和怜悯》？”“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
“人人都在唱。整个纽约都着迷了。就象过去迷于弗拉蒂利尼杂技团一样。”
待女端着咖啡和涂黄油的土司进来。或者不如说是普通的面包片烤过后涂上了黄油。
“问问她有没有果酱，”比尔说。“对她说得俏皮点。”
“你们有果酱吗？”
“这哪好算俏皮啊。我会说西班牙语就好了。”
咖啡很好，我们是用大碗喝的。侍女端进来一玻璃碟覆盆子果酱。
“谢谢你。”
“嗨！不是这么说的，”比尔说。“说些俏皮话。说些有关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挖苦话。”
“我可以问她，他们在里弗山脉陷入了什么样的果酱。”
“不够味儿，”比尔说。“太不够味儿了。你不会说俏皮话。就是不会。你不懂得什么叫俏皮。你没有怜悯之心。说点怜悯的话吧。”
“罗伯特.科恩。”
“不坏。好一些了。那么科恩为什么可怜呢？说得俏皮点。”
他喝了一大口咖啡。
“真见鬼！”我说。“这么一大早就耍嘴皮子。”
“你看你。你还自以为想当一名作家呢。你只不过是一名记者。一名流亡国外的新闻记者。你必须一起床就能耍嘴皮子。你必须一睁开眼睛就有满口怜悯的词儿。”
“说下去，”我说。“你跟谁学来这一套胡言乱语的啊？”
“从所有的人那里学来的。难道你不看书读报？难道你不跟人打交道？你知道你是哪号人？你是一名流亡者。你为什么不住在纽约？不然你就明白这些事情了。你要我干什么来着？每年赶到法国来向你汇报？”
“再喝点咖啡吧，”我说。
“好啊。咖啡对人有好处。这是里面的咖啡碱起的作用。全仗咖啡碱，我们到了这里。咖啡碱把一个男人送上她的马鞍，又把一个女人送进他的坟墓。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是一名流亡者。最最不幸的典型中的一份子。你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只要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就写不出任何值得出版的作品。哪怕是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
他喝着咖啡。
“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
“照你这么说，这种生活倒满舒服嘛，”我说。“那么我在什么时候工作？”“你不工作。有帮人坚持说是有些娘们在养活你。另外有帮人说你是个不中用的男人。”
“不对，”我说。“我遭到过一次意外事故罢了。”
“再也别提它了，”比尔说。“这种事情是不好说出去的。你应该故弄玄虚，把这事搞成一个谜。象亨利的那辆自行车。”
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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