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藤椅上，和奥利维娅隔着张玻璃台面的小桌。桌子上放着两个杯子和一大壶冰茶。为了表示诚恳，博斯告诉奥利维娅自己喝冰茶就好。桌子上放着只写着“勿折”的黄色信封，博斯猜测里面可能放了照片。“你想知道我弟弟的事对吧，”奥利维娅给杯子里倒上冰茶之后说，“我首先想问，你在为谁工作？
”“奥利维娅，这个问题我很难圆满地回答你，”他说，“雇我的人想知道他在一九五一年有没有一个孩子。但对方要求我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协议，在解除要求之前，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谁是我的雇主。因此我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证实你弟弟是他儿子之前，我无法把雇主的身份透露给你。但对你而言，如果我不告诉你是谁雇我的，你又不愿把你弟弟的情况告诉我。”“你想怎样证实我弟弟是你委托人的儿子？”奥利维娅无助地挥着一只手说，“尼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死了。
”博斯觉得奥利维娅似乎愿意坦诚相告。“有很多办法可以证实。他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是吗？”“你怎么知道？”“他被收养后的出生证明上就是这里的地址。也许这里能找到些为我所用的东西。他的卧室是不是没动过？”“怎么可能？
都这么多年了！搬回来后我要在这里养三个孩子呢！我们不可能把他的房间当博物馆留着。尼克遗留下的物品都放上阁楼了。”“留下了些什么？”“我不太清楚。是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吧！尼克服役后寄回来的东西，他牺牲后部队寄来的东西。
我爸妈把东西都收了起来，我住回来以后把它们都放进了阁楼。我对那些东西压根不感兴趣，但妈妈让我保证别扔。”博斯点点头。他得想办法上阁楼探寻一番。“你父母还活着吗？”“我爸爸二十五年前就死了。我妈妈还活着，但她不知道今天是几号，自己又是谁。
现在她待在养老院，那儿有人会好好照顾她。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丈夫离了婚，孩子们翅膀硬了以后也都走了。”博斯在确保奥利维娅不问他雇主是谁的情况下由着她信马由缰。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断她讲话，并逐渐把问题转移到阁楼以及阁楼里的东西上面。
“你在电话里说你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是的，他知道，”奥利维娅说，“我们都知道。”“你也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吗？”奥利维娅点点头。“我先来这个家的，”她说，“我的养父母都是白人，但我的皮肤是棕色的。
当时这里的观念还很守旧，父母觉得让我有个肤色相同的弟弟或妹妹会比较好。因此他们去圣海伦收容院收养了多米尼克。”“你说你弟弟知道他生母的名字叫维比亚娜。他是怎么知道的？至少到最近为止，这个秘密几乎瞒过了所有人。
”“没错，你说得对。我就不知道生母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生下我的。但尼克出生时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原本是要被我父母接走的，我父母当时已经等在那儿了。但尼克出生时身体很弱，医生说最好和生母待一段时间，喝些母奶。
大约是这样的情形。”“这么说你父母见过她。”“是的。那段日子他们去过几次收容院，并和她见了面。后来，我和多米尼克长大些以后，我们发现自己长得明显不像意大利裔的父母，于是我们就问了。父母说我们是收养来的，尼克的妈妈叫维比亚娜，他们在维比亚娜被迫把尼克送人收养前见过她。
”多米尼克和奥利维娅显然不知道全部情况。无论知不知道，收养他们的父母都没把维比亚娜的情况告诉他们。“你弟弟长大后试着找过他的生父或生母吗？”“没听说过。我们都知道圣海伦收容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被遗弃。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我的生父和生母。我不在乎。我想多米尼克也不会在乎。”博斯注意到奥利维娅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怨恨。六十多年之后，奥利维娅仍然对遗弃她的生父生母心怀怨恨。博斯知道，即便现在告诉她，圣海伦收容院出生的孩子并不是都不受欢迎也无济于事。
那时，有些母亲，甚至收容院的所有母亲在送孩子被收养的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他决定把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他喝了口冰茶，告诉奥利维娅这茶很好喝，然后指了指桌面上的信封。“里面是些照片吗？”他问。“我想你也许会希望能看到这些照片，”她说，“信封里还有篇与他有关的剪报。
”奥利维娅打开信封，递给博斯一沓照片和一份折叠的剪报。多年前的照片和剪报都有些褪色了。博斯首先看了剪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剪报，防止剪报从褶皱处撕裂。博斯无从知道这是张什么报纸，但从内容看，这应该是张当地的报纸。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奥克斯纳德的运动健将在越南牺牲》，报道证实了博斯的大部分猜测。多米尼克和另外四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西宁省执行一项任务返程时遇害的。他们乘的直升机被狙击手发射的炮火击中，坠毁在稻田里。
报道称多米尼克是位全能选手，在奥克斯纳德高中参加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比赛。报道援引多米尼克母亲的话说，尽管时下反战风潮在国内兴起，但多米尼克为能为国效命而自豪。博斯叠起剪报，还给奥利维娅。接着他拿起照片。
这些照片按年份排列，展示了多米尼克从孩子成长为少年的过程。其中有多米尼克在海滩游玩、打篮球和骑车的照片，也有他穿着棒球服的照片以及和一个女孩身着正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和姐姐与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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