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的警官问他。“我不能装袋贴标签，”博斯说，“面具内外可能都带有基因证据。我想让鉴证组的人收集这些证据，以免律师告诉陪审团我的收集方法错了，使证据受到污染。明白我意思了吗？”“好，好，我只是提个建议。
我得让特雷维里奥警监签字，然后再打电话叫县治安办公室的鉴证组派人去。也许需要一会儿。”“我会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最终变成整整三小时。博斯耐心地等，其间给贝拉发了张他拍的面具照片，贝拉收到后打来电话，两人就新的发现聊了聊。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发现很棒，为理解“割纱工”的真面目带来一个全新的角度。他们一致认为面具内应该能找到与强奸犯有关的基因证据，像其他三起强奸中找到的精液那样的基因证据：这是确凿无疑的铁证，但首先得确认嫌疑人。
博斯说他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据，希望作案人在戴上或调整面具时能把指纹留在人造皮革上。指纹的发现能推进案件的侦破。“割纱工”也许没被提取过DNA，但是可能被提取过指纹。在加利福尼亚考驾照必须提取大拇指的指纹。
如果面具上能找到大拇指指纹的话，他们也许能成功找到作案人。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期间，博斯就处理过好几起从皮大衣或皮靴子上提取指纹的案件。面具成为案件的突破口，这并不是个奢望。“哈里，你做得很棒，”贝拉说，“如果今天我没放假该多好啊！
”“不要紧，”博斯说，“我们同时办一起案子，你的发现就是我的发现，反之亦然。”“这种态度会让特雷维里奥警监高兴的。”“我们不就是为了要让他高兴嘛！”挂断手机的时候贝拉还在大笑不止。博斯在垃圾桶边继续等待着鉴证人员的到来。
一下午他支开了好几拨想往里面扔垃圾的行人。他看到有人穿着外套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还挂在车站的长椅上，连忙回去取。转身回来时，他看见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往放着面具的垃圾桶里扔了样东西。女人是猝不及防地出现的，博斯根本来不及阻止。
他以为女人扔的是纸尿裤，回到垃圾桶旁时却看到一个吃了一半的冰激凌甜筒不偏不倚地扔在面具上。博斯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又戴上橡胶手套。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把正融化的巧克力从面具上分离下来。清理冰激凌的时候，他发现面具下面有只和他戴的手套样子差不多的手套。
他的沮丧减轻了一点，但没有减轻多少。县治安办公室派来的两人鉴证组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才来，他们似乎不乐意在周日下午出警处理垃圾桶里的东西。博斯不觉得对他们有所亏欠，让他们拍照、制表，再收集证据。他们先把垃圾桶里的所有东西倒在一块塑料布上，一件件检查好以后，再把它们转移到第二块塑料布上，整个过程花了近两小时。
最后，面具和两只手套都被找到了，同垃圾桶里找到的其他东西一起被送到了县治安办公室的实验室。博斯叮嘱鉴证人员快一点做分析，但首席鉴证官对他笑了笑，像对一个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天真孩子一样。博斯晚上七点才回到侦查处，没有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
警监办公室的门关着，顶窗后面没有亮灯。博斯坐在小隔间里，就发现的面具、手套和指引他找到它们的匿名举报电话撰写证据报告。写完以后，他打印了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准备上交给特雷维里奥警监。他回到电脑旁，补填了一份实验室使用申请书，准备送到位于加州洛杉矶的县治安办公室鉴证组，以此督促对方加紧鉴证。
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鉴证组每周一会派收件员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收集证据。即便鉴证人员没有答应博斯的口头请求，他的加急申请第二天下午就能到达鉴证组。在申请中，博斯希望鉴证人员把面具里里外外检查一遍，鉴证面具上的指纹、头发和其他基因证据。
另外，他还让鉴证组检查橡胶手套内部，收集证据。他说这是系列作案，所以鉴证分析必须快。他写道：“这个作案人在被我们制止之前，不会停止他对妇女的暴力和恐吓。请加速鉴证过程。”这次他打印了三份申请书——一份自己存档，一份给特雷维里奥，一份交给鉴证组收件员。
把第三份申请书放在证物管理处办公室以后，博斯就该回家了。这一天过得很充实，发现了作案人用的面具和手套，取得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回到自己的小隔间，继续梳理案情，并花了一些时间调查万斯一案。
他从门边的公示板上知道特雷维里奥早就离开了警局，不用担心自己的调查会被人发现。哈莱·刘易斯告诉博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在圣迭戈受训时被人介绍参加过“奇卡诺人的骄傲”运动，博斯对此颇为吃惊。刘易斯描述的高速公路立交桥下的那个公园值得好好调查一番。
博斯通过几个关键词搜索，找到了一座名叫奇卡诺公园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地图。这座公园在5号高速公路下面，位于从圣迭戈湾到科罗纳多岛的跨线桥出口。照片上是支撑着高速公路和跨线桥的混凝土石柱上的十来幅壁画。这些壁画诠释了“奇卡诺人的骄傲”运动的宗教譬喻、文化传承和著名人物。
一幅壁画表明公园建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博斯意识到多米尼克那时已经在越南了，这意味着他和刘易斯称作“加芙列拉”的女人的关系从批准建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看着的一幅壁画的底端列出了建园时的作画者的名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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