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合作，到法庭以过失杀人为名进行抗辩，然后以你的年龄和理由赢得法官的同情。”“我不能当庭承认我杀了他。”艾达说。“你刚刚就承认了，”哈勒说，“但从程序上讲在法庭上你只需做无罪请求——对所有罪名都说‘不做抗辩’。
其他法子应该都行不通。”“说暂时性精神失常怎么样？”艾达问，“我意识到他会发现我做了什么的时候失去了理智。就说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艾达的语调里有股探讨的意味。但哈勒摇了摇头。“这不管用，”他坦率地说，“重写遗嘱又拿走金笔——疯子不会做这些事。
担心惠特尼会发现你做了什么而突然心智失常，你觉得有人会信吗？法庭上的确什么都能说，但陪审团不是什么都会信。”他停顿了一会儿，看有没有让艾达听明白，然后进一步向她施压。“我们要认清现状，”他说，“在你这个年龄，我们要尽力使你坐牢的年份变得最少，无罪请求便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如何选择就要看你了。你想在接受审问时说自己暂时性精神失常，那我们就这样做。但这么做不对。”哈勒的话没说完，街上传来两声车门关上的声音。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下车过来了。“警察朝这里过来了。”博斯说。“艾达，你想怎么办？
”哈勒问。艾达慢慢站起身。哈勒同时站了起来。“请他们进来。”艾达说。二十分钟后，博斯和哈勒站在阿罗约道旁，看着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驾车离开，艾达坐在警车的后座上。“无功受禄还挑三拣四的，”哈勒说，“我们帮他们破了案，他们却像是受到了屈辱似的，这两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他们从一开始就慢了半拍，”博斯说，“他们脸色这么难看，是因为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得向人解释，嫌疑人自首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她就是嫌疑人。”“他们会自圆其说，”哈勒说，“这毫无疑问。”博斯点头表示同意。
“又有件好事情。”哈勒说。“怎么了？”博斯问。“在艾达家的时候，我收到了洛娜发来的短信。”博斯知道洛娜是哈勒的专案经理。“加利福尼亚解码实验室有进一步的消息了吗？”“没，她收到了塞莱特实验室打来的电话。
他们说惠特尼·万斯和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基因上是匹配的。维比亚娜是惠特尼的后代，如果她想要，就能得到一大笔钱。”博斯点了点头。“我会告诉她，”他说，“看看她想怎么办。”“换了我，我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哈勒说。博斯笑了。“我知道你会怎么做。”他说。“告诉她我们会在材料上把她写成无名氏，”哈勒说，“最终我们必须在法庭和对方当事人面前揭示她的身份，但开始我们可以隐去她的名字。”“我会这样告诉她。”“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去找公司的法律顾问，向他展示我们的发现——DNA证据和你找到的血缘关系链，告诉他如果必须打官司，我们将拿到全部遗产。
之后我们可以和对方协商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定夺如何分配钱和公司。”“这是条路，在我看来是条明路。老哥，我看你真能把冰块卖给因纽特人呢！”“当然能。董事会成员会马上接受这个提案。你快去跟她说，我再对这个方案做一番仔细的考量。
”穿过马路走向各自的车之前，两人看了看街道两边。“这么说，你愿意和我一起为艾达辩护了？”哈勒问。“你没说‘为我，’而是说‘和我一起’，听上去真让人舒服，但这点恐怕做不到了，”博斯说，“我想我已经不再是这个案子的私人侦探了，我刚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接受了一份全职工作。
”“你确定吗？”“是的，我非常确定。”“我同父异母的兄弟，那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保持联系吧。”“没问题。”两人在路中间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