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说是"中"派，他们很巧妙地造出两句"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实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及其党徒，并不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却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所责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桢一流人），联合著拼命破坏他们所认为赤化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也来玩这把戏了。《醒狮周报》第六十七期里有什么"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招待上海新闻界记者，有一位先生也说他们国家主义者是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奇怪得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英、日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不料却有人称之曰苏俄帝国主义。这种奇谈，真堪令人齿冷。我们且看国家主义者是否"左排"了以后也"右排"。但事实证明：当去年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上海的国家主义者并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国主义。请看看他们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狮周报》上，只看到了他们骂广东革命政府的文章，诬蔑爱国群众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骂苏联的文章，却不见"右排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国家主义者所谓"右排"与"左排"。
第二期题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内容举《醒狮周报》各期的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滥调而予以驳斥，兹从略。
第三篇题为《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内容要点如下：江浙一带，不但有许多青年谈国家主义，也有不少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谈国家主义。一向不知国家为何物的这些中年人，现在居然一变而成为国家主义的革命家了。为什么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忽然谈起国家主义？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来国家主义是躲避革命高涨的盾牌。当民众的革命热潮未发动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懒怠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一旦民众间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xdx潮了，“革命"二字成为流行品的时候，那些懒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见得反对革命是无用了，而且成为背时的怪物了，可怜他们还想在社会上混饭吃，还想混充社会的中坚人物，觉得潮流是不可不顺应的，而又天性没有革命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他们觉得不谈革命便不时髦，而谈革命又危险，他们正是进退两难，忽然有国家主义这件东西出现，听听它的主张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听听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态度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真是一件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他们自然会心领神会地松一口气道：“哦，来了，这是一个不闯祸的玩意儿！"所以我敢断言，中国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涨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比较长的论文。这评论文收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广州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发行的十月革命纪念的小册子里。这篇文章无非讲述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兹从略。
我在广州三个月，除了起草宣传大纲，例行公事而外，只写了这一点文章。
过了几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了。这一天，汪精卫也来了，他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指示：（一）要起草一个用中央名义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的精神。（二）把原来的检阅干事（原有三人，职司检阅国内外出版物，但近于剪报），改组为检阅会议，订办事细则，规定每个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交本部秘书核定处理。（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即扩充原有之图书室，应订阅海内外日报、刊物若干份，并订阅外文杂志及书若干种。
毛泽东同志指示完毕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开会，计检阅三人外，有专司抄写的文书二人，收发并登记文件的干事一人。共计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来，用中央名义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大纲只好由楚女和我动笔了。好在肖楚女是个又会讲演又会写文章的全材（我不善于讲演），花了一天时间，我和肖楚女就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不料此宣传大纲经三月五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又决议：再加上一段文字，列举二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之重要意义。因此这个宣传大纲在三月六日方始发出。
过了几天，毛泽东指示要办的各项都已办好。有一天，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要我写文章，广州分会同人要开会欢迎我，并请我便餐。我说，写文章恐怕不行，宣传部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会见分会同人，吃饭，都可以。会见以后，才知道广州分会除了刘思慕，还有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梁、叶二人当时还在中山大学求学。我当场作了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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