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陈延年又对我说：“刚收到上海来电，要你回去，张秋人则从上海来，两三天内准到。"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也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在张秋人到的前两天，孔令俊突然来找我，他也是从上海坐船来的。原来令俊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德沚认为上大中文系毕业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给他找个职业，又料道广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叫令俊来了。我那时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传部当个小职员，同时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两天以后，张秋人来了，也住在毛泽东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铺上。我向张秋人交代了有关《政治周报》的存稿等等，算是办好了交代。于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条"醒狮”轮船，定的官舱，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内，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我又乘邓演达的小汽艇同邓到黄起军校看望了恽代英，又乘原艇和邓演达同回广州。
此时早知道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兵已经撤回，汪精卫却称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卫。在楼下一进大门，就有个男子拦住我，用广东话说了一大串。我不耐烦与他纠缠，就拿出名片来，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就下来请我上楼。我上楼后，看见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物件，转脸对我说，汪先生住在里边一间。汪精卫看见我很高兴。当我说要回上海时，他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醒狮轮开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我答应努力去办。却又问他：还管宣传部的事么？毛泽东说：“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挽留我再管几天，再说，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长以后经手的事情，作个书面报告，作个交待。"
我已经上了船，中央党部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刘芬匆匆找上船来，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轻声说：这是文件，带回上海交给党中央。
轮船开航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江天，心中感慨万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码头后，我下船坐上人力车，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我进了大门，就有个陌生的男子拦住我，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拿出名片给他。他上楼去了一会儿，下来请我上楼。我进了那个会议室，但见满屋烟雾（吸烟的人多，又不开窗），听得彭述之的声音在说：“都是季山嘉把蒋迫成……"彭述之看见进来的是我，也就截住话头。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取出刘芬托带的文件交给陈独秀，我便了楼回家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实现毛泽东嘱咐的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委领导下的党报。我把此事对陈独秀说了，陈独秀说《中华新报》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我找到《中华新报》的人，知道印报机器及其他设备出盘价钱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机器，很小，每日印报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目下只能顶盘《中华新报》的小小设备，在上海先办起来再谋扩展。我用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名函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顶盘《中华新报》的机器及其他设备，但开办费估计需要三千八百元，开办后每月经常经费估计为四千六百元。至于总经理，拟定为张廷灏，总主笔拟请柳亚子担任，我为其副手，并推荐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
这封公函去后，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签发的宣传部复信。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虽然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工作，仍代国民党支撑宣传部的局面。复信加一个张静江为正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把我所拟总主笔名称改为正主笔，余俱照准。但谓开办费（连顶盘《中华新报》机器等费用在内）七千四百元，可由宣传部陆续支付，每月经费照原定四千元樽节开支。
我接到这封复信的时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对我们申请立案的呈文迟迟不批复，因此，跟《中华新报》并不说死，况且钱也还没汇来。一两天后，法租界当局的批示下来了：不准。因此，拟名为《国民日报》的上海党报，就此告吹。我据此函告中宣部（此时顾孟余已为中宣部长），谓编辑部正主笔柳亚子，副刊主编孙伏园曾为此事开过几次会，计划此报和副刊的内容，并拟写了报纸和副刊的发刊词，似应略有报酬。
不久中宣部来信，谓应给柳亚子一百元，孙伏园六十元，也给我八十元，此项费用可由宣传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时我正代理交通局长，原局长是恽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四月三日的会到八十一人，杨贤江为主度，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举出此次大会的特点有七。一、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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