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起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我发出了询问：“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有一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情绪：“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也是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我还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话，这一段话也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这段话，后来成为创造社攻击我的主要靶子，傅克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说中国革命走到了绝路吗？断没有这个事，中国革命还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xdx潮，决没有走到绝路去，……如果讲这是绝路，那么，我们只有叫资本主义万岁了。”看来，克兴君当时显然是一其中盲动主义之毒甚深的"苍蝇"。
过后不久，我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这消息是别人传给我的，因为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向他谈过此事的经过，并表示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他劝我安心从事创作，并举了鲁迅的例子。
我写完《追求》以后，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我。闲谈中，他发现我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说，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但我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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