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猝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单行本。在这以前，我曾于一九三二年夏将《子夜》第二章第一节题名《火山上》刊于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又曾将《子夜》第四章题名《骚动》刊于《文学月报》第二七上。
也应当略述我如何而能参观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照规定，买、卖公债都得通过经纪人。证券交易所的门禁甚严，除了经纪人（数目不少）不能进去。大户自然用电话指挥他的经纪人作交易，小户想自己当场看到有利时卖或买，还有"抢帽子"（这是交易所的术语，指那些看到跌风猛烈时就买进一些，而数小时后行情回涨时即卖出，以博得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交易所。还得说明：无论大户、小户、抢帽子的，手上都没有公债票，到月底交割时（交割即结算，交割期由交易所预先公布，大概都在每月二十五至月底这几天内），多头（即买进公债者）也不收公债票而只是收应得的盈利现款，做空头的亦然，即他不用交出公债票（其实他本来手头并无公债票），而只付出他输掉的现款。
为了进交易所的大门，我打听到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虹口分店的章郁庵（现在改名阳秋），是交易所的许多经纪人之一。我就找他，请他带我进交易所。他欣然允诺，并对我简短地说明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及空头、多头之意义。这在别人，也许一时弄不明白。但我则不然。因为交易所中的买卖与我乡的一年一度的叶（桑叶）市有相象之处。每逢春蚕开始，便有几个人开设叶行，其实他们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开叶行的人们对即将来到的蚕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蚕不会好的人就向他所认识的农民卖出若干担桑叶，这象是交易所中的空头；猜想春蚕会大熟的，就向镇上甚至邻镇拥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养蚕的地主们预购若干担桑叶，这就象是交易所中做多头的。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每担桑叶的价格通常是低的，到蚕忙时，如果蚕花大熟，叶价就贵，预卖的不得不买进比他预卖时贵三、四倍的桑叶来应付农民。这样，他就亏本了，甚至破产。而预买的却大获起利。反之，亦然，而预买桑叶愈多者吃亏愈大。叶市约三个月结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还有，开叶行的人也常哄传假消息，以使叶价或涨或跌。这些假消息不外是邻近某镇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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