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五一节。
鲁迅也曾准备到日本疗养，这是在鲁迅大病之后。许广平也同我谈过，到苏联去路太远不方便，还是到日本去，第一在日本要看中国书刊极方便；第二，到日本去不要护照；第三，语言上方便。我与鲁迅的最后几封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但鲁迅终于没有去成。当年十月，突然病发逝世，正不出D医生所料，过不了年。
七"文学研究会"和鲁迅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品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八关于鲁迅治丧委员会
鲁迅逝世时，我不在上海，回乡看母亲去了。我走时他还很好，不料突然病发，据说十七（或十八）晚上，他还同许广平去看电影，回家后觉得不舒服，十九日就死了。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我妻孔德沚，当时在治丧委员会工作，派她专陪孙夫人。鲁迅的西式棺材是孙夫人带了孔德沚从好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的。
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译报》专译当时欧、美乃至日本的报刊上有关国际时事及中日战争的报道，也译登苏联报纸有关欧洲战事及中日战局的报道，主持《译报》编辑事务的，有胡愈之等。当时，日军已控制上海，书报检查极严，但因仍同美、苏、英、法保持外交关系，故对于专门译载这些国家报刊文章的《译报》，只好任其出版。《译报》当时是上海唯一的进步报刊，因为要翻译至少是四国文字的材料，也解决了当时留在上海的精通外文的朋友们的生活。
作者附注：这篇文章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根据我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稿整理的，现在要重印，遵照编辑同志的建议，删去了文章中某些不妥之词，但基本事实没有改动。文章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可参看《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我写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
197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