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当时的论争夹杂着个人问题和宗派情绪，因而这一基本论点就不很突出。可是这一次论争，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对于鲁迅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鲁迅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3月）的讲话中，就更透彻了。他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这里说的是：“左"倾和右倾，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左"倾之容易成为右倾，是脱离群众、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抱住几句教条的结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当时的革命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识敌人的底细"。他说：“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前的敌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为了克服文学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鲁迅在那时就提出了作家必须熟悉生活的问题。他以为作家所写的，不尽是亲身的经验，也可以有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1932年后，鲁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谓"杂文"。这是由于环境所迫，也由于思想斗争的必要。他的几百篇"杂文"，可以说是上下古今，包罗万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他以极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浅出的笔墨，对各种问题和各种现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杂文"，每篇大抵不过数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骂，既一鞭一血痕，亦且余音悠然，耐人咀嚼。这些"杂文"，不仅是战斗性极强的政论，也是艺苑的珍珠。这些杂文，绝大多数，在今天也还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他的战斗生活的最后五年中，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他驳斥了御用学者"新月派"的超阶级论。他引证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也引证"新月派"本身的行动，来证明"超阶级论者"实质上是压迫阶级的走狗，他们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彻头彻尾拥护压迫阶级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许被压迫阶级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权利。
在所谓"第三种人"要求"文艺自由"而展开论战的时候，鲁迅剥下了"第三种人"的伪装，指出"第三种人"实在是"第一种人"，他们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议，却装出了受委屈的嘴脸，颠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给以"文艺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喷人的勾当，其企图是要欺骗缺少经验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嚣更为阴险。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论"的荒谬，都继续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议论更为精辟。在前期，他还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他的这些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从"杂文"中，可以窥见鲁迅的学问的渊博。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籍编一个目录，将是很长。但是他和那些专靠引用别人言论来掩饰自己思想疲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驳斥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渊博的衘学家的错误，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国学家"的荒谬。在和新、旧顽固派（他们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引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来证明那些新、旧顽固派自诩为独特的议论实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驳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们埋头故纸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喷饭的妙笔嘲笑了那些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在许多"杂文"中，他尖锐地穷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骗青年的国粹主义者，他指出了这班人所叫卖的"国粹"其实是糟粕。为了诱导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和文艺知识，为了使得青年们"睁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诉青年：读线装书没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须和挂着国粹招牌来麻醉、欺骗青年的新、旧顽固派、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战术。他那时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国学家以及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所崇奉为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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