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
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指出这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消闲"文学的别号；但他也反对不讲求技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实际上达不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他曾经强调指出：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欺骗盲试官的。"（《革命文学》）
鲁迅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革命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鲁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见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则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划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结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则更为广阔，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蝇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革命服务，都为文化革命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给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鲁迅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见。但《狂人日记》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说自己开始创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则不但是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诉我们：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鲁迅曾屡次强调，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证据。鲁迅在继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篇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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